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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从高处俯冲而下，一眼望去，恍若天堂的门口。无论你是不是信徒，都会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震慑。
尽管此情此景无人有缘相见，却能引领你触摸最隐秘的灵魂。这也许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一生最不超现实的作品，是他留给世俗最真诚的性灵影像。
现实中的达利行事古怪、自我炒作、登峰造极。每天早晨醒来，都在体验一种极度的快乐，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在于我没疯”。这是达利最癫狂的宣言。
如此乖张的人怎么会皈依天主教？达利在世时有关信仰的质疑从未间断过。晚年的达利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承认：我相信上帝，但没有信仰。其实达利有怎样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浩瀚的虚无中、繁华的孤独里、无端的焦虑时，谁能拯救心灵的危机？达利的《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像黑暗里的一束光，抚慰着我们脆弱的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著名对话，收录在《展望21世纪》里。谈到“世界末日论”时，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类灭绝论更孕育着一种恐怖，是害怕在物质丰富中灭绝。现代人在肮脏的富裕当中受到一种新的意义上的饥饿，即精神饥饿的威胁。”汤因比言辞更犀利：“我们所面临的人为的各种罪恶，都起因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因此根治这些罪恶的办法必须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寻找。”
2000多年前的孟子对罪恶早有预见性。他拜见梁惠王，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怎样为我的国家谋利？”孟子答：“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为国谋利，大夫就会说为家谋利，老百姓跟着为己谋利，结果上下争利，国家就危险了。”司马迁写到这段文字时，明白指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被称为“男人的圣经，那里面包含了全部智慧”的《教父》，主人公有一段露骨的忏悔“我这一生，在社会上力争上游，高高在上的事总是合法正当的，但我攀得越高却越发现卑鄙。”教父为了不成为弱者，不成为大人物手中的玩偶，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首富黄光裕揭盅在即，过去的一年，随着利益链一层层发酵，涉足黄案的关系网逐渐廓清，官员、巨贾、警员、亲人其复杂程度像一出中国版“教父”。而几个月前站在重庆法庭上受审的渝强实业董事长黎强，其发家史也被形容为“教父”，他涉黑罪名达九项。黄光裕和黎强同样出身寒微，同样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同样广积政商人脉，同样将自己和亲近的人置于危险境地。他们精心编织的关系网，最终没能拯救他们，反而越纠结，结越紧，直至成为死扣。
有一个传说：一只蝎子要过河，但不会游泳，只好求助乌龟背它过河。乌龟知道蝎子有毒，就说：“路上你蛰我怎么办？”蝎子说：“蜇死你我会被淹死。”乌龟觉得有理，就答应了，可是游到河心，蝎子还是蛰了乌龟一口，于是一起沉到水里。乌龟临死前问：“明知道蜇了我你也会死掉，为何还要蛰？”蝎子说：“我是情不自禁”。所谓人性和魔性或许是满足欲望的两个心路，人性通过自我奉献实现，魔性则通过自我坚持实现。
为了顺应时代急速的发展，人们陷入被动的生活方式，忽视心性的培养。当“你偷菜了吗？”成为大江南北的流行语，当开心农场成为年轻人炙手的游戏，我不知道“偷”的文化大行其道，是小题还是大作？“教父”们如果是“大偷”，关乎正义；“小偷”们虽没伤害到谁，但关乎心智。
曾跟作家张抗抗聊天，评价知青，她说了句一辈子忘不了的话：“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被人整，也整别人”。这个时代，被人“偷”，也“偷”别人，就真的开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