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12名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自杀，死亡10名。其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
每天，各种交通工具为珠三角的大小工厂充实着大量充满青春活力的劳动者。在最近30年来，这一地区以制造业为发端，承接世界产业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如果说世界是平的，那么遍布在珠三角大小城镇的工厂则是这个扁平世界的支柱，而那些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每月工作超过24天的中国工人则成为那最耐压的“基座”。 富士康正是这场制造业崛起的象征。30多年前，它不过是一家生产电视机塑料按钮的小厂，现在它是世界第一大代工企业，生产着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几乎所有电子品牌，在全球雇用着90万劳动力，其中约80万人在中国，每年出口额超过全国出口总额的3%。 在这场制造业大转移的运动中，GDP的奋斗目标在逐步实现，但财富并没有实现转移，或者说其转移的速度远远低于聚集的速度。马太效应还在加剧，卑贱者仍旧卑贱。 平心而论，在珠三角众多工厂中，富士康仍被很多打工者视为“天堂”。即使现在，富士康大门外还贴着很多“包进富士康”的小广告。它提供有空调的宿舍，每个月按时发工资，依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加班费，食堂供应每天11元的免费餐饮，员工可以免费洗衣，园区内有网吧、游泳池和篮球场。 但细究下来，这些“优势”很多都是劳动者天经地义的要求。并非富士康优秀，而是其他工厂更过于不堪。 同时，另一个事实是，最基础的普通劳动者只有通过每月100个小时以上的加班，才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薪水。在流水线上“普工”的时薪只有5元多。这在一个平均房价超过两万元的都市里，也只意味着生存。 更残酷的是，财富的两极分化与中国城市化运动同步。大量劳动者与乡土分离，他们进入城市，却难以在城市立足。 富士康的管理者以简单强硬的方式打造出效率最高的代工帝国，廉价的人力资源与高超的成本控制能力构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不做品牌”是郭台铭的企业战略，也是对服务客户的承诺。“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这既是富士康的成功秘诀，更是制造业的价值体系。在其中，劳动力，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始终处于底端的底端。 富士康自杀事件的悲剧在于：一方面，全球化分工中，制造业难以改变处于食物链底层的状态；而另一方面，代工企业不愿意或难以为劳动者增加管理支出和工时成本。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任何人都没有放弃自己、放弃生命的理由。古往今来，但凡卓越成就者，都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克服重重困难成就人生理想。”富士康内部杂志《鸿桥》曾有一篇《韧者无敌》的文章如此写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以强者价值观统摄一切，则无论于企业还是社会，都非幸事。 本期封面故事其他文章简介： 48 富士康：一座工厂与一个阶层的爱与恨 每到太阳落山，很多富士康的员工都会聚集在南门外的小广场上跳舞。广场的正面是一排手机商店，里面的产品大多由这些舞者生产。 每天他们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很少有人可以享受双休日，但他们的收入却不足以在这座城市获得体面的生活。而舞蹈，则帮助这些年轻人慢慢地缓解着白天的枯燥与烦闷。
60 梁超：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 费孝通称他们为“逃亡者”——接受了西方现代知识教育的乡村子弟，无法再回到代表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社区，但在城市又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就业。这是让人痛惜的“社会损蚀”。这段话的背景是1947～1948年，彼时的中国战乱未消，产业不振。费孝通冀望于中国完全摆脱殖民地位后，大规模的产业发展能够消化这些“不回家的乡村子弟”。但2010年，梁超却在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踏上了死亡之路。 66 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与现实 没人能知晓5月6日凌晨，卢新的心里究竟陷入了怎样的绝境。卢新的自杀，是在富士康集团发生的第七跳。 70 李海之死：青春的无解 李海是富士康的第11名跳楼者。他今年4月9日从湖南醴陵坐火车去深圳，4月12日进入富士康，5月25日清晨从宿舍五楼走廊跳下，死的时候还不满1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