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奥马哈。
看上去，这个普通的、看不到有任何特色产业的美国中部小城一切照旧，从不急于跳出轨道去获取某种变化，一年中唯一的沸腾，如你所知，来自于全球巴菲特迷们在每年五月初的“朝圣”之旅。测量四年时间之变迁，外貌不足据，数字最直观：169亿-218亿美元，70281-84487美元。前一组数字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2006与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后一组是哈撒韦股票在2006和2009年的每股账面价值。
两端数字的中间是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大折腾，如此看来，巴菲特宝刀未老，干得不错。
还有另一组未经确认的数字—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每年参会人数都在创新高，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去时，这个数字是不到三万名;今年据会议方宣布，参会者已逼近四万了。不过我略感奇怪的是，多装进一万人，这个名叫Quest Center的体育馆也并没被撑爆，现场座位还是不多不少的满满当当。想来还有不少股东在场外活动。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每年来，除了想聆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位老人家最新的教诲，还因为，这是一个价值投资界众信徒们难得的年度聚会。有的人甚至会更看重后者。信徒们借此可以交流投资经验、扩大巩固投资社交圈—这是股东大会被巴菲特光环遮盖的、不常被媒体们注意到的另一重价值。其实巴老早说过多次，每年的股东会都是资本界的“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主角除了台上的表演者，还有散落在四野的狂欢者—台上台下共同制造出饶有意味的景观。
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关于5月1日当天的股东大会内容，巴菲特和芒格的俏语机锋，还需要我在这儿转述更多吗?不用了吧。
一则是因为信息传播手段进化神速。三年前博客已兴盛，但Twitter刚成立一年，估计那时很少人用Twitter做大会现场直播。现在不止英文“推”在现场翻飞，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用中文“推”。此情此景，真让传统媒体记者如我情何以堪。二是中国人、中国媒体在这三年内到现场去的数量年年在长，围绕巴菲特股东大会，已有大量的中文报道与信息交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位中国企业家在大会结束后凑在一起讨论巴菲特的场景。
中欧商学院今年已是第三年组织CEO班学员来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该项目的始作俑者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必到的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股东大会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强烈建议大家坐下来讨论一番。十来位中欧学员们在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馆坐定没多久，同来参会的段永平和赵丹阳也应邀前来。
一阵寒暄后，段永平刚落座，就被问“心得”。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段永平，观察角度好像是跟国内来的企业家有些不一样，他开口说，“你们发现没，这几万人里面没啥黑人，‘我转了一圈就见到六个黑人’;其次是老人特别多，像我们这样40多岁的就是年轻人。”阿段说他在加州以前有个英文老师，每次授课几十块一小时，很普通那种，后来发现人家1970年代起就是巴菲特股东，不显山不露水，但一开口讲“价值投资”，理解深着呢。段永平想说明什么呢?围绕着巴菲特的投资社区是老龄白种人社区?意味着该社区的保守、主流化?
这时赵丹阳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引起众人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他说，“我每来一次股东大会，就会更强烈地冒出一个问题或者印象：中国能有巴菲特吗?”
段永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顿了下，段又说：再说“中国巴菲特”是什么定义?中国产生不了巴菲特，是说中国没有好企业可买吗?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但“中国巴菲特”也不一定只买中国的企业啊。
我在旁边数了数，在座的起码有三位被媒体戴过“中国巴菲特”(简称“中巴”)帽子：赵炳贤、赵丹阳、段永平。而他们现在正在论证“中巴”的存在可能性。有意思。
这时赵炳贤发言了，他认为“中巴”的定义取决于此人跟巴菲特的投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样的。赵认为，巴菲特投资思维有三个关键词：能力圈、护城河、安全边界。“这三个词是一环套一环。首先，选择的企业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巴菲特说，如果我半天看不明白一家企业，那么我不会看它半个月。普遍认为，比亚迪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不在巴菲特能力圈内的，但他是被芒格说服投的。第二，是护城河概念。所投的企业都要有壁垒，且护城河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河中最好还有鳄鱼。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把除资本运作之外的事项全都授权被投企业总经理去管理;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预测该企业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高科技企业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护城河。第三，通过护城河，算出投资的安全空间。比如巴菲特当年投资中石油时，算出中石油内在价值是1千亿美元，算完了之后查市值是330亿美元，那么他投资的安全空间就是670亿美元。这时他就知道可以买了。
熙可集团CEO朱云逸发问：老赵，你研究那么多年巴菲特，到底巴菲特的哪些手法是中国没法用的?你在运用巴菲特这一套时碰到什么困难?
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富于挑战性、很实在，赵炳贤开了个玩笑回避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比巴菲特有比较优势，就是我比他小了33岁。”
朱云逸接着抛出他的看法，他觉得以巴菲特思想去做实业，是有可能的，但像巴菲特那样去选股票，不太可能。“中国信息环境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不可信。”
段永平再次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长时间来看，中国美国(的环境)都一样。
深圳同创伟业的郑伟鹤也不太同意朱的观点，“我是做给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出身，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比美国还严。”
段永平接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巴菲特”是可为的呢，他说，研究巴菲特其实就一件事：不懂不做，只要你这么做，就叫价值投资。
刚刚提出巴菲特三个关键词的赵炳贤立即反对：“你这是把巴菲特思想片面化。”
段不觉得。他说，这就跟参佛一样，有时参透了就一句话。“巴菲特跟我(吃饭时)也是这样说的，价值投资的根本准则就是don’t do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什么叫“懂”呢?你怎么知道你“懂”了?神州数码的郭为对此提出疑惑：中国大多数企业不都是蒙着做事的吗?而他们偏偏成功的还很多。懂与不懂是在变化过程中，要完全追求精准的“懂”是不可能的，难就难在这个“度”在哪儿。郭接着说，今天巴菲特讲的都是绝对真理，当一个事物变成绝对真理时，就不是企业家能决定或应该讨论的了。
这时段永平跟赵炳贤—两个巴菲特的忠实拥趸齐声反对郭为：你对巴菲特的理解绝对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