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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就任财长之前，你在高盛任职时就曾为中国领导层所知，然而，就算这为你获得了不少加分，但许多观察家仍对全球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失衡表达了担忧，这种失衡对于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H：这些失衡中相当大一部分，源自于美国人不愿储蓄的癖好。我们的许多政策为这种癖好做出贡献，造成了资产通货膨胀。而许多国家拥有极高的储蓄率，并且国内消费在其经济体中只起到了较小的作用。
接任财政部长期间，我曾确立了“战略经济对话”(SED)，以处理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寻找可行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失衡。这其中包括货币问题，因为向市场驱动的货币政策将加快改革的进程，并帮助中国向更高层次的国内消费、更好附加值的产品及服务转型，并逐步摆脱对于低成本、低附加值出口的过分依赖。
F：谈到人民币的话题，我们的脸色都有点难堪。结果很难定论，你不这样认为吗?
H：是的，的确如此。但在我担任财政部长时，我们都看到了人民币的实质举措。我认为，这表明与中国打交道恰当的途径是坦率和非公开，并承认对方将经济发展和改革置于最高优先级。我们必须继续拓展改革的范围，这包括许多方面。我坚信中国对于改革的承诺，继续推动货币改革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必须鼓励并加速这种进程，私下的、持续不断的、有力的说服中国，并避免在公开场合指点、训斥他们。
F：我要问一个关于中国对危机的应对问题。现在每个人都在为中国喝彩，因为他们的巨大刺激计划，经济仅仅遭到一个季度左右的痛苦折磨(上季度，他们再次展示了几乎10%的增长)。但他们对危机的应对手法似乎只是更多的重复了传统，即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填补失去的外部需求，这有利于沿海制造业，但不利于农村消费者。你认为它可持续吗?
H：所有人都需要中国的经济保持增长。如果失去这一点，我们的处境会比今天糟糕得多。对于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我曾多次给予高度赞扬。我认为他们最重要的行动是增加投放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当然，这无疑会造成一些影响，并不全是那么迷人，但从总体来说，这一行动带来的成果是正面的。我还相信，中国人知道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们应当继续与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但我们对于自身问题的处理也负有重大责任。通过过分聚焦中国来逃避这些责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利·保尔森，高盛前CEO、美国前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