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和分权运动一样，选举制度改革也是新工党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工党却迟迟舍不得出手，直到这次大选前夕，才匆匆抛向自民党。另一项改革也不算成功：大规模减少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议员，通过党派提名选举授予议席，这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献金丑闻”，极大地败坏了英国政治的声誉。相比之下，新工党带来的分权运动，可能是效果最好的改革，尤其，北爱问题和平解决，苏格兰和威尔士也享受着自治带来的愉悦。但对于英格兰人特别是传统的保守党支持者来说，这种权力下放，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让英格兰成为政治受气包。在今天英国，苏格兰虽然无法彻底独立，但是他们对于英格兰的排斥和敌视，却在慢慢增长。
“大社会”的呼声
相对于自民党狭隘的政治目标而言，今天的保守党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理念“Big society”（大社会）。从政治源流来说，这个概念不新奇，英国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对于英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之一就是“organic society”（有机社会），强调了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归，而不是受制于巨大的国家机器。
在新工党后期，特别是从布莱尔第二个任期末段开始，工党逐渐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扩大，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超过400万个摄像头监控着英国6000万人口，与此同时智能身份证方案推出，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英国社会感到了一丝恐惧。“保姆国家”（nanny state）和“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心中的担忧：这个国家在用中产阶级的税收，去补贴懒汉和外来移民。原先已中产阶级化的新工党，失去了继续向英国社会阶层的中间地带（Middle England）推进扎根的动力。
最为明显的是，在2008和2009年增选中，工党开始主动攻击保守党的阶级成分。尤其是在北部克鲁威的增选中，工党在当地的工人支持者发起了类似“阶级斗争”的选举策略，结果仍然被保守党攻下了这个票仓。此事件的政治学意义很少被人谈及，但是笔者认为，新工党的理念从此走向没落，被迫重回传统的工人阶级怀抱。1997年新工党的理念是“第三条道路”，想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做一个切割，拥抱今天英国更加广泛的中产阶级。很遗憾的是，在本次大选中，新工党只能靠在北部的传统工人区和非英格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勉强阻止保守党取得多数席位。新工党即使再想拥抱中产阶级，也难以丢掉自己的选民基本盘。1997年上台至今，新工党最为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帮助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北部和中部城市成功转型，使得大量的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感到被社会抛弃。
考虑到新工党回归左翼，卡梅隆在大选最后阶段才喊出“大社会”的口号，就是个战术失误。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07年保守党年会上就已成型。家庭是大社会的核心单位，而卡梅隆当年演讲的名言就是“家庭是最好的福利”，他所提的重要对策之一，是给结婚的男女提供减税政策。在今天英国，攻击福利国家，抨击失效家庭（指父母无法抚养子女，不愿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尤其是右翼报纸拿外来移民享受英国福利来说事，俨然成为风潮。这说明民众对“大社会”有着现实需求，而在政治哲学领域，卡梅隆早已有了自己的“帝王师”菲利普·布兰德，其很多政治演讲都由这个人来起草。去年10月，布兰德已提前宣布了“大社会”的概念。很遗憾，出于谨慎，卡梅隆没有适时跟进。
是否还有新工党
在本次大选中，自民党的目标很狭隘，保守党的理念很宏大，只有工党失去了方向，只剩下布朗的保经济保权力。一本竞选宣言写下了满满的数字，新工党早已名存实亡。
“保守党的圈子，工党的帮派”，这是英国对两大党派系传统的总结。布朗辞职之后，新工党“三驾马车”只留下曼德尔森；原来的布莱尔系和布朗系即将开打新党魁争夺战，他们代表两种政治理念，胜者将成为未来工党的灵魂。布莱尔系的衣钵可能被大卫·米利班德继承，他的弟弟埃德·米利班德属于布朗一系，两人其实都偏向右派；而布朗系的继承者是埃德·鲍尔斯（Ed Balls），他是工党中社会主义思潮的捍卫者，他的太太也是工党新生代人物，曾任首席财务大臣。除了这两派之外，工党内部传统的工会势力也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前任内政大臣约翰逊。此外，前副首相哈曼女士也将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这若干派系的竞争会给工党带来类似新工党的价值观，来对抗保守党日趋成熟的“大社会”理念吗？不妨看看保守党早年的例子：1980年代保守党内部对于未来争论不休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从手提包拿出一本书，“啪”地扔在桌上，“就是他了”。众人一看，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当年，英国被工党带入福利国家，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免费医疗系统NHS，当福利国家建成，工党失去了政治思想上的原动力，是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经济拯救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将英国带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在本次大选之前，撒切尔夫人的长期政治对手、工党前党魁福特（Michael Foot）逝世。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因为福特极端左翼的政治立场，才使得撒切尔夫人的极端自由主义立场看起来也可以接受。福特的极端左翼立场，还使得一批工党资深政治家选择了脱党，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人帮”。他们在离开工党之后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然而，经历了8年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始终无法成为英国政治的主流，因为他们无法打破英国政治实际上的两党制传统。1988年，他们与当时的自由党联合，成立了现在的自由民主党。
工党在“四人帮”出走之后，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新工党诞生前，工党领袖基诺克逐步排除工会势力对工党的控制，将福特的左翼思想通过党内选举来逐渐弱化。布莱尔、布朗和曼德尔森正是继承了基诺克的遗产。这个过程进行了近10年。而这个10年，刚好是工党饱受保守党压力的时代，同期，刚好是冷战、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传统的工人运动市场消退，工党必须寻找新的市场份额，但是，只有在北部，比如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强大的工业基地保留下来的工人选民基础，才是工党生存的沃土。现在，工党似乎回到了当年那个彷徨期，还会再有基诺克那样的人引领它走出失语的困境吗？
变革如何有建设性
在今日的英国政治中，卡梅隆和克莱格都在高喊变革。他们赢得权力的结果，确实是一个变革：英国出现了自1974年以来的第一个联合政府。这也许是走向未来的开始，可惜的是，笔者认为“大社会”现在更像是一个抗议性的选举口号。布兰德的新书《红色托利主义》（Red Tory）翻下来，不妨叫做《卡梅隆同志讲话选》。布兰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大社会”的构想，在经济上没有合理论证。
回到选举。一个理想的状态，也许是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改革成功，改变政党政治生态。所谓成功，就是能够突破英国政治的地缘性，南北不再是工人子女与地主后代割据的领地，选民结构上出现一批是早期新工党和自民党的群体，一批是卡梅隆时代新保守党的群体，两者在传统的南北地区上均衡分布。但是很难说，这种选举制度改变和选民结构变化，到底谁作用谁，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命题。
除此之外，检点新工党剩下的遗产，分权运动至今顺利运行，议会改革也已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新工党在全球纵横捭阖的外交遗产却无人继承。英国传统外交中，欧洲排第一位，美国后来居上，而目前联合政府中，保守党的卡梅隆反欧，恨不得退出欧盟，自民党的克莱格反美，是坚定的伊拉克战争反对者。笔者相信他们两个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同样缺乏了解和知识。新任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是英国政坛的老兵，但他也是“未来世界”的陌生人。保守党能否再现新工党的外交辉煌，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可能走向封闭的英国，时常在笔者脑海中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