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月18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带着200人规模的内地企业家代表团踏入香港时，距离上一次其组织访港正好时隔18个月。5月的香港已经入夏，无论晴雨，气温都恒定在宜人的28度上下。 2008年10月，上一次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港时，无论政、商、学界，整个香港都泛着对深重金融危机的悲观与无措。而本次到访，生机不仅从香港的气候、也从其市场面透出。自去年9月起香港已经脱离衰退，今年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8.2%，失业率也由高峰时的5.4%降至4.4%。如果顺利，香港今年的GDP增幅还可能超出预期的4%-5%。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和香港贸发局联合主办的为期两天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10香港论坛”现场气氛轻快。虽然希腊债务危机阴影、高盛欺诈案、全球金融监管严厉化仍在发生，但这已不是两地官员、学者与企业家讨论的主流，甚至，金融、宏观经济走势都不是讨论主流。 没什么好讨论，香港确定已经复苏。这当然是依仗着中国内地强劲增长的提振。但是，“空巢化”的忧虑也逐渐增多。热点话题也跟这有关：内地不但在崛起，而且在更独立、开放地崛起，传统增长方式还在变化，这种情况下，香港如何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 内地需求与香港优势 论坛上有两则被一笔带过的逸事。 一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自己前几天在美国为招行做路演时，投资者对他提出的问题都是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关心招行本身的问题很少。 一是天津港集团董事长于汝民回忆，自己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中国港口业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迎来的将是平稳增长期。这句话随即引起了天津港上市公司和中国大陆港口整体板块的股价波动。 两件事背后的意味异曲同工：在国际市场上，内地企业的个体素质与盈利能力，完全无法与中国市场巨大的成长光晕相抗衡。 “说起中国经济，每十年能够抓住一到两个大的趋势就足够了。”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也这么认为，“第一，消费。在中国现有的五亿城市居民之外，随着户籍制度的改进、城镇化的建设，中国可以制造出新的五亿消费者，中国的消费故事不仅仅联系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也联系着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第二个大趋势：中国资金出海。我相信十年后，中国资金在全球的地位不会比今天‘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在全球的影响力要小。”
从香港视角来看，内地经济增长中最有利可图的两项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来指的是香港为内地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举例说，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投的中联重工、中国玻璃等企业，在跨境并购与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时，香港中介人士的介入起了很大作用。关于联想控股的未来上市，柳传志的优先考虑也是“最近国内市盈率相对比香港高，同时国内企业愿意宣传，因此被投企业大多数选择在内地上A股。但联想控股上市的话，就非选香港不可。原因是A股不允许母子公司同时上市，而香港可以。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 按照陶冬所言，“走出去”将是未来最有想象空间的题材。汇丰银行亚太区业务策略及经济顾问梁兆基认为：“香港的企业在国际营销、品牌管理、金融安排都有很好的经验。内地企业应该多多利用香港这个平台，用专业的咨询、财务的安排、人才的培训、策略的研究，来完善自身企业治理。”跨国投资机构TPG的合伙人马雪征为梁兆基贡献了一个例子：她在投资制鞋企业达芙妮后，运用香港的治理方法来改善企业的财务及供应链，9个月后企业股价提升了2倍。 香港企业家的人才理念也许对内地企业家们也能有所借鉴。18日晚上的欢迎晚宴后，香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在主题演讲中谈及人才管理时，提到自己的草根人才哲学：“我不用千里马。有千里马才能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因为千里马不多，走了以谁来代替?我们是普罗大众，谁进来都可以，不论谁走了，都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接着做。”施永青类比说，地球上最复杂的生命体都是由最普通的氢、氧、碳组成，如果生命体要靠稀有元素才能组建，地球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生命。“我的公司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但是不代表我公司没有人才。” 不过这跟金蝶软件集团董事会主席徐少春的思考与需求可能不太一样，眼下，徐对香港最大的兴趣恰恰是网罗专业精英。“金融危机之后，内地也在一直思考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此转变过程中，香港应该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的新引擎和发动机，除了提供懂得资本和贸易的国际人才外，还要有懂得运营管理的人才。”徐少春举例说，金蝶在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拓展业务时，急缺熟悉当地语言、同时对东南亚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了解的运营和管理人才。 “如果在此转变过程中，香港能够成为国际化运营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就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此，香港本地的文化也要改变。不但需要树立危机感，还要转变本地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模式，更多的介入内地企业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去，帮助内地企业进行国际化。”徐说。 “空巢”危机 不全是好消息。 “你看在高盛也好、麦肯锡也好，无论在哪工作，现在高管70%到80%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内地出差，只有周末时间能回香港休息，看一下老婆和孩子。对于很多投行、会计、法律的专业人士而言，香港已经成为一个鸟巢，这是现实。”人才储备、法制环境、金融体系、市场包容性，在前面几位中港嘉宾客气地陈列了香港惯有的几项优势后，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一把扯下了遮在“香港未来”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指香港的定位危机。他反映的另一个事实是，近年来，欧美和东南亚的跨国公司逐渐将总部从香港迁移到北京和上海，甚至北上到内地的成都和西安。 他的棒喝得到全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王禄的支持—这正是上个星期，王跟家人郑重讨论的话题：太太问他，你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北京和上海，什么时候我们把家从香港搬到上海和北京去? “我认为香港正在慢慢的丧失自己的枢纽的优势，除了有融资平台和专业人才外，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公司的趋势是要将区域总部搬到上海，把香港变成个小办事处，这种定位跟二十年前刚好相反。这是香港值得反省的：怎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这里筑巢，而不是只能等着专业人士周末回来休息。”久居香港的台湾人王禄认为，反省的第一步，就是香港应该放低身段，找到自己的缺点。“香港人不太喜欢谈自己的缺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不太愿意谈自己的缺点。”一个例子是普通话迟迟不能普及推广，“中文和广东话的问题也限制了香港跟内地的融合。” “不太喜欢谈缺点”这个断言随即得到了印验。听完王禄的香港缺点论，另一位香港人、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有点不乐意。“香港如果没有优势，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外地人来投资，也没有那么多的公司到香港融资。在香港和珠三角、香港和长三角、香港和内地的融合中，我认为香港制造还是有优势的，不然为什么别人会到香港购买月饼?为什么内地人排队到香港购买奶粉?理由我们不讲，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他说自己认识的一些内地赴港上市企业，很多企业家、经理人到了香港宁可住在小一点的房子里，也不想再回内地生活。原因是虽然住的地方不大，但是香港的法制很好、效率很高，这跟内地是不同的。 没错，较之内地而言，香港制造目前确实仍有质量优势。但刘持金紧随其后问道：“大陆人来吃你的东西很放心，这能成为下一轮香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持续动力吗?”在他看来，依靠这些小打小闹，香港并不足以维持生存。这也正是陶冬的担心所在。为此，他说自己每每在香港政府面前拼命骂香港，提醒说香港若不抓紧时间挖掘出新的竞争优势，会不进则退。他甚至给出明确时间表称，未来10到15年内，香港股市完全可能被上海股市吸收掉，“最后只剩下上海股市”。 无论悲观乐观，从属于内地市场、根据内地市场需要而转型，已经是所有企业家对香港的共识。徐少春认为，过去在中国制造形成的过程中，香港在制造、物流方面都发挥过淋漓尽致的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改变，香港的发展战略也应该朝着高科技、高端服务转型，其引以为傲的完备社会制度也应该为内地企业的创业、创新提供充分保障。“如果香港可以很好的利用资本市场制度优势，按照新的战略发展方向，把高科技、高端服务和创意产业吸引过来，香港就能在下一轮中国创造过程中再一次发挥优势。” 在服务业占GDP90%的香港，几大传统产业元素是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旅游。不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希望提高另几个稀有元素的权重。“我们认为创新科技、文化创意、环保、教育、医疗、检测认证六个产业可以培育新的增长点，目前这六个产业只占GDP的7%到8%，政府正在采取土地供应、资金投放、人才培训等措施，消除障碍，创造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听上去很美，可看上去，这却有点像政界、学界的一厢情愿。论坛上，由香港贸发局邀请来的发言嘉宾中并无新兴产业的代表，驻守传统行业的大佬们，大牌如冯国经、施永青，在发言中也鲜有涉及新兴产业。他们更关心的仍是设法赶上内地的牛市，尽可能享受内地增长的溢出效应。 两天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徐岩对内地企业家代表团再一次谈及香港推行创新之必要。他在回顾香港经济史时说，1980年代初期，香港的人工与土地成本急升，本来可以借机调整经济结构，但恰逢内地改革开放，港资企业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这一方面固然救了香港，但同时也让香港失去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变革良机。 看上去，当下是又一个因痛生变的时机。但香港会陷入新的悖论吗：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向中央政府争取传统产业的惠利政策，为香港向创新产业转型争取时间窗口;但另一方面，得到政策扶持的本地企业家又似乎安于传统产业里的惯性红利，对新兴产业建立不起积极性。 “香港有很大的求变的能力，”陶冬说，但是，“我同意香港如果不抓紧时间挖掘出新的竞争优势，香港跟内地对比确实存在不进则退的问题。” 2009年最后一天的跨年晚会上，香港电台宣布了一项关于香港人最爱香港的理由的评选，“有张国荣”成为港人爱港的获票数最多的一条。张国荣曾在舞台上说，“像我这个级数的演员，就要做开先河的事情。” 像香港这个级数的市场，今天又会开出怎样的先河?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在内地企业“走出去”中，香港不可或缺的三个理由： 第一，香港高度国际化。目前有3580家外资，内地和台湾企业在香港成立地区总部或者是办事处，管理协调区内的业务。另外有超过110个国家在香港成立了领事馆，并且由代表不同国家的商会在香港成立，这是庞大的网络，可以让内地企业非常有效地取得国际市场的资讯，同时开拓海外商机。 第二，完善的现代服务业的系统，在融资、保险、会计、法律等各个环节紧密的配合，就像一台运转畅顺的机器，可以在短暂的时间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在分秒必争的商业世界这是致胜的关键。 第三，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国门的试验场，香港企业跟国际接轨，商业运作和顾客的消费模式都接近国际市场。同时又与内地同文同种，是非常合适的过渡地带。在大举进军海外市场以前先在香港做热身运动，试试水温，有利于借鉴，根据适当的情况调整商业的策略，可以避免水土不服而付出高昂的学习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