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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地方政府很熟练地往中央认可的既有区域规划中靠，以求通过国家核准，并以此为主体形成“十二五”重大项目库，从各地披露的数据来看，重大项目储备投资规模在2~15万亿元不等。“发布数据的14个省，其项目储备投资规模已达到37万亿元。”
与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要素投入相比，科技进步、管理创新等就比较务虚，无法立竿见影，部分放弃投资大旗，靠消费拉动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模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操作空间有限。“当然，地方政府也不是没有意识到经济转型中，行政压力会持续加压，如何在调控风暴之下保持投资继续高增长，并实现经济结构的表面平衡性改变，而不过分畸形，这取决于主政者的政策拿捏分寸。”胡鞍钢表示，不能过分苛求地方政府会主动通过项目取舍来实现经济转型的最终意图。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针对庞大项目群对资金的天量需求，地方政府在项目立项中大都建议综合财政、信贷、直接融资、吸引民间资本等多渠道进行筹资。显然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财力都十分拮据，投资的大幅膨胀无疑是以地方债务风险的不断扩大为代价的。正如江苏财政系统的一位官员描述，“基层财政就像走钢丝，越走越险。一些市县吃饭财政的底子搞投资大跃进，除了是用项目来套取各类资金外，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玄妙。”
魏加宁对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也表示怀疑，他以湖北为例分析，财政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用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来描述，“难道是用扩大预算外的收费来筹集吗？”
2010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1%。也佐证了政府“找钱”的雄心。
“地方政府已深陷欲罢不能的投资怪圈。各地投资扩张的后果，必然是银行信贷大量增加，地方政府高负债搞投资路线继续扩张，而这与当前调结构之下，中央加大调控地方债务风险的政策是明显相悖的，也将严重冲击中央政府的经济转型战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地方丝毫未见收手的投资膨胀浪潮不仅有引发中国经济过热的危险，还将继续推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必将倒逼中央对投资加大调控力度，土地、信贷、环保等“闸门”会陆续有来。
不过，即便在中央高压下，投资仍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最钟情的手段。“没有投资体制、政绩考核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配套突破，地方政府根本无法逃出这一魔咒，‘十二五’期间地方投资大膨胀的格局仍将继续上演，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可能会流于形式。”魏加宁认为，重量轻质的增长会像鸦片一样腐蚀中国经济。
GDP崇拜难解
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制的根源在于GDP崇拜，胡鞍钢表示，中国经济本质上是工业主导增长，特别是由能源密集、污染排放密集的重化工业主导经济增长。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几乎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甚至是“工业强镇”的主导战略。“这是典型的GDP挂帅、投资挂帅的传统增长模式。”
很多学者都看到地方政府GDP崇拜的弊端，但是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的惯性冲击下，一旦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很容易造成中国经济的短期失速，连带产生的失业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无疑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压力，这也正是早在2004年尽管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官员政绩考核依然把经济增长放在前列的无奈。
“可以预见，即使‘十二五’期间，GDP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员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政府主导型，以权力为中心的资源要素配置模式很难被彻底扭转。”周天勇表示，地方政府始终作为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想理解中国的经济神话，只能把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政治和社会变量纳进来，才可能一窥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
中国近乎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很多累积的矛盾不可能靠“存量”来消化解决，只能努力做大“增量”，这也正是地方政府热衷投资的根本原因。在地方政府的算盘中，转变发展方式，要通过项目来落实、通过投资来改变；过去积累的问题，也要通过投资引导来消化。
回过头来看，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了1980年的15.54倍。
GDP快速单兵突进所带来的社会隐忧越来越呈现出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日前在《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学术研究与新闻发布会上建议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为7%。
“不放弃长达30年的GDP挂帅思路，就不能顺利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鞍钢认为这是“十二五”要实现社会和经济双转型的关键，“要强化失业率和碳排放的考核，逐渐弱化GDP考核的标杆作用。”
胡鞍钢表示，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彻底扭转，“摩西出埃及，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真空的沙漠，让一代人隔绝，只能寄望于渐变。”
“应放权而不是集权”
打破地方政府投资惯性只能寄望于放权，“各级政府要明确分权定位。只有中央政府有宏观调控和大规划权，省级政府保留经济权，市县政府只有服务功能，不用赋予过多经济功能。”魏加宁表示，现在连乡镇一级政府都在做规划，一个县做的指标和国家是一样的，各种产业规划都有，这必然导致内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就是这样造成的。
“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既得利益主体，很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得到落实，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时候只注重投资规模，求大求快，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和外资的机会都比民营经济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表示，中国经济不可能靠政府投资一直维持下去，只有民间投资持续活跃，经济才能称得上根本好转。
他对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的观点持质疑态度。“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下去，大都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并没有真正带动人们的消费。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并没有多少提高。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新医改和教改以及社会保障配套政策远远没有到位，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暗疾，制约着消费增长。”
毋庸置疑政府投资撤离市场以后，真正能够接盘的只有民间资本，中央政府显然也在注意引导。希望民间投资开始跟上政府投资的步伐。央行公布的《2010 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显示，一季度，民间投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0.4%，创出2008 年12 月以来累计增速的新高，也是2009年以来民间投资累计增速第一次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
“要想拉动民间资本的投资，就必须转变政府利益主体。”保育钧表示，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势必挤压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而且政府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以财政收入为主体，难免与民争利。
周天勇认为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的存在，才会设置各类准入门槛，而不能发展成为以契约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近乎封闭的系统内循环，政府有聚财投资的诱惑，政府消费在社会消费中比重之高在任何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眼下保育钧担心的是，这轮产能调控会对民营经济造成冲击，“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新政，最终的靶子都打在了民营企业的身上，受伤的大多是民间投资。”保育钧认为，部分民企存在高耗污染的问题，但在金融危机后政府睁只眼闭只眼默许下发展的，“现在民间投资刚刚接棒政府投资，一旦政策大棒打在民企的头上，对经济会造成一定伤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由供求关系决定，但国内的产能过剩与否只能听政府的。国有企业可能会用产能置换关小上大的方式来进行折冲，但民企可能关了也就关了。”周天勇感慨，中国在投资问题上，最后用行政甚至政治手段，只会促使中国经济离市场经济的航道越走越远。“但这又是无奈之举，似乎是一个悖论，中国的改革，只能依靠放权，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