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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这些与民族情绪交织在一起时，汉族知识分子往往能够用服从大局来理解问题，将这样的情境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考量。王宁就说，事实上，这样的情景都是当年邓小平设计好的道路，让沿海地区先发展，那个时候，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应该服从这个大局，在资源、人力、政策等等方面服从大局，到现在沿海发达了，自然应该支持西部的发展，这也是另一个大局。
援助能带来什么？
在张春贤到来之前，新疆已经先后迎来了内地19个省市一把手带队考察，事实上，从去年7·5事件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调研、调整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最终敲定的方案到现在也已经慢慢清晰，几乎是按照援助重灾区的模式要求内地19个省市对口援助新疆，各省单是明年一年已经落实的援助资金总量已经超百亿。
事实上，除了规模更大之外，这样的援助并不是头一次，内地对新疆的援助，古已有之。齐清顺向记者介绍说，从汉朝新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起，中央政府都在援助新疆，汉朝以来，中央政府派到新疆的政府官员、军队等一应开支，一直都是中央政府支出，到清朝前期，中央政府每年给新疆200多万两白银，主要用于军政开支。“当时主要是把钱先给陕甘总督，由他来调配新疆。”
与历史上的治理模式相比，这一轮的援疆，同样是帮助新疆解决本该由本地财政承担的各种公共事业建设，诸如学校、医院、安居等民生事务。中央政府认定新疆民族问题的爆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展不足，民生困顿，但对于一个财政自给率仅仅只有40%左右的行政区来说，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要的资金除了外来的援助，别无它途。这也是19省市对口援疆行动最大的动因，但这些援助能够解决新疆的根本问题吗？
在王宁看来，新疆当地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借助援助的东风，实现本地的产业发展，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在产业发展上，最近几年新疆一直奉行的是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这是根据新疆资源丰富、地域广阔的特点制订的适合本地的特有发展思路。
但对于新疆的社会矛盾而言，这两大战略看起来并无直接作用。如果说，经济援助有助于促进民族问题解决的话，根本还在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但过去几年花大力气引入的中石油、中石化、神华等能源大企业，并不能吸纳多少就业人口。“新疆的经济是典型的瘸腿经济，重工业，国有控股、大企业占的比例都在85%以上。”王宁说，对于促进就业作用最大的中小企业在新疆根本无法发展，比例还不到10%。
单从经济的角度，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无疑是新疆发展的最优选择，“大企业有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可以引进最先进的东西，这样有助于新疆跨过以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王宁说。
可以想见，未来5年，新疆GDP的增长将会是耀眼的，但这些是否能够有助于提高老百姓收入，减少贫穷人口，以及解决环境和公平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不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在的好处，只会让业已存在的被剥削感得到强化，而不是消除。而就业问题也只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社会的更加不安定。如何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一条双赢的道路，是中国社会各个省区共有的难题，但对于新疆而言，显然更加紧迫，这也将是新的主政者最大的考验。
作为自治区专家顾问团成员，王宁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一揽子建议。“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一个低成本发展环境。”王宁说，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作为能源产出地，新疆应该制订一个区域性能源价格，只要在新疆区域内，投资生活，价格比全国平均价优惠10%，甚至20%，北疆和南疆也不一样，总之是越贫困地区，优惠越大，此外，还可以由政府补贴，下调民航、铁路、公路等物流营运价格。
在王宁看来，能源是新疆最大的财富，新疆产业发展的第一桶金必须依靠能源，新疆也必须找到一条摆脱援助，自我发展的道路，激发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但对于古往今来，习惯了依靠援助维持运转的新疆社会来说，这是个从未破题的命题，需要新的主政者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解决。
民族政策的调整
新疆问题能够在2010年提上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议事日程，很大程度上，缘于去年的7·5事件，现在，在全国援助新疆搞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民族矛盾似乎被搁置了，在新疆的采访中，似乎所有人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这与去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不过，在齐清顺看来，经济问题跟民族问题根本就是两码事。“经济援助能够打下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这没有错，但同时应该看到，新疆的分裂势力越来越凶，有经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像7·5事件，不是经济诉求，更多的是政治诉求。”齐清顺说，作为领导层，应该从深层次看到，经济援助并不能完全解决民族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治诉求会更多，更高。
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汉族学者都认为，长远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维族精英群体的扩大，维族自治意识会提升，这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显然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就能够解决的。
“根本的调整还在于民族政策。”齐清顺说，我们的民族政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照顾政策，干部培养政策，都是解放初期定下来的，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社会、人口结构、民族关系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政策却一直没有适当调整，来适应社会发展，这才是酿成新疆种种民族问题的根本。特别是7·5事件，应该借此机会，对我们的民族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与时俱进，而不仅仅是关心经济层面的调整。
但民族政策的调整显然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央政府现在能做的仅仅是艰难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倾听底层穷人的声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基本的民族制度无法改变，但操作层面的政策是可以先调整的。”齐清顺说，比如，教育、计划生育、干部选拔等优惠政策的适当改革。
事实上，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数十年来的优惠照顾，给当地民族带来了什么，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最大的三项照顾，计划生育的宽容、教育考试的加分优惠、干部选拔任用的倾斜，越来越让当地汉族人的不满溢于言表的同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不加节制的生育、升学考试的优惠、干部任用的民族划界甚至限制了进步，并不是促进民族整体活力的根本之途。
但这些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具体政策调整看起来比基本制度的改革更加艰难，在新疆社会内部，基于不同的民族身份和不同的职位，人们对具体政策的优劣缺乏基本共识，甚至关注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齐清顺就认为，在干部提拔领域，某一个职位，如果是哪个民族干部担任，他到期了，还非要在其本民族内寻找一个人接替，形成所谓的民族干部世袭制。这些就是其他民族反应强烈的，需要改革的，也完全可以改革的。
但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干部而言，这是在行政层面维护和开拓本民族生存空间再正常不过的做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雪和来提举了个例子：民政部门负责的村委会民主选举，群众提出一个候选人，组织部门有的时候就通不过，在基层有些个别干部，滥用职权，如果和他的思路不一致，他就马上要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做，谁不听的话，马上给他扣上个民族分裂分子的帽子，这可能一时把问题解决了，实现了组织的意图，但是埋下了什么呢？
在缺乏基本共识的前提下，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的调整，都可能招致社会的不安定。这样的政治现实，让过往的执政者面对棘手的新疆问题时，只能是在现行制度的各个层面不断妥协，以行政方面为例，妥协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低效的政府。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的研究，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人数占本省总人口的比例排行中，新疆和西藏是全国最高的两个省区，也是仅有的比例仍在提高的两个省区。这样的情境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财政困难，收支缺口大，更有整个社会活力的匮乏，在新疆，“行政饭”被认为是最好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恶劣的因子在新疆显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在全国各地援助新疆的大好局面下，张春贤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又问题重重的社会。从现有的治理思路来看，经济上高调富民，文化、政治上低调调整，恐怕是最现实的路径。在这一路径下，维持新疆的长治久安，将是张春贤对新疆各族百姓、对整个国家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