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史祎 曾被媒体称为“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1500年来最重要货币改革”的欧元区，目前正在经历成立11年来最为严峻的一场考验。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过后，亚洲经济快速恢复，美国经济缓慢回升，而欧元区却泥足深陷，成员国主权信用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爆发，糟糕的财政状况引发了公众对欧元区前景的担忧。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场危机进一步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欧洲货币联盟很可能会因此走向分崩离析。 但事实上，目前欧元区整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6%，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0%。然而市场对此的反应却是欧元汇率“跌跌不休”，美元仍持续坚挺。《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撰文指出，欧元区深陷此次债务危机的原因在于，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当局，却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机构和管理机制，无权调动各国财政，一国债务只能由本国财政作担保，主权信用评级一旦恶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本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组合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由于没有货币政策决策权，仅以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会导致国家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低迷。 欧元区目前面临的困境引发了对货币一体化联盟成败得失的重新思考。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体系饱受重创的东亚各国痛定思痛，总结出几点深刻的教训：危机之时，国家之间缺乏协调行动，实行竞相贬值的政策，以邻为壑的行为只能导致金融危机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有限，无法在货币危机发生时提供充足、及时的国际流动性支持，东亚地区不能完全依赖IMF。因此，东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互助救援应急机制，并通过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建立协调机制，凭借区域整体实力，来抵御金融危机的侵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一度成为热议话题。1999年，欧元区的成功建立进一步鼓舞了人们对货币合作的信心，激发了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的热情。然而，当前欧元区所面临的危机让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货币联盟可能带来的利弊，来评估东亚货币合作之路是否应该继续深入走下去。 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联系日益加深。东亚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过去30年，全球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21%，而东亚地区达到5.48%，其中中国更是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9.96%，高于全球6.75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上，以国际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GDP，东亚地区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区域经济总量已能够与世界另外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在国际贸易发展上，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其2008年出口总量占到了全世界出口总额的20.26%，超过了欧盟。另外，由于东亚地区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投资往来，区域整体的贸易一体化水平日益深化。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统计，东亚13国（东盟加中日韩）区内贸易的比重已经占到13国外贸总量的55%，这个比重已经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10个百分点，仅比欧盟低6个百分点左右。而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间区域内贸易比重也很大，其中四大主要经济体与中国之间进出口总额，在所有与本国有贸易往来国家排名中均排在第一位。 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需要。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383亿美元，占到其GDP的6.36%，源源不断的美元涌向全球。本轮全球经济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东亚新兴经济体超越了石油输出国成为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主要国家。东亚地区不断提升的经济开放度和国内的高储蓄率决定了东亚国家贸易长期处在的经常项目顺差状态，进而令东亚国家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债权国群体。截至2010年3月，东亚5个主要经济体（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外汇储备总额已达4.39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50%以上，是美国2009年GDP的2.4倍。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以美国国债等形式回流美国。一方面，新兴市场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将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仅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总额3.69万亿美元。东亚5个主要经济体在美国国债债权国排名的前6名中占据了4席。大量持有收益率不高的美国国债给东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美国国债年收益率约4%，以东亚地区国家国内FDI收益率10%计，则东亚地区持有美国国债的机会成本就将达到约1200亿美元。此外，由于东亚国家大多实施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维持汇率所实施的冲销操作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将扩大该国基础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为实行冲销操作，一国货币当局也需要付出不菲的筹资成本，筹资成本一旦高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货币当局的冲销操作将直接面临息差损失。虽然，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来说是防范危机必不可少的，但一旦美元贬值，也会使各国的外汇储备价值下跌。为了减少金融损失，东亚需要发展区域内金融市场，深化货币合作。 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货币合作是各国在全面权衡国家利益基础上的选择，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所获得的货币效率收益包括所避免的与浮动汇率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汇兑结算以及贸易成本等。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就越大；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为“经济稳定性损失”，即由于放弃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自主权，价格和就业波动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联系程度越密切，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综合成本收益两方面因素，货币联盟最适用于贸易和要素流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最优货币区内生性理论认为，通过货币合作可以促进区内贸易联系和要素的流动，使这些条件向更有利于货币合作的方向演进。因此，一国在加入货币区后可能会更满足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同时成本收益状况会优于加入前的状况。 对于东亚各国参与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需要考虑。 第一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存在极大差异。从2007年的GDP绝对指标看，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亚地区中最高的日本，其GDP总量约是东盟国家中最低的老挝的1066倍。 从东亚和欧元区各国2007年的人均GDP看，东亚地区人均GDP的差异大，欧元区差异相对较小，欧元区国家人均GDP大部分在两万美元以上。东亚人均GDP最高的日本与最低的缅甸相比，相差147倍，而欧元区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与最低的保加利亚相比，相差约20倍。不过，近些年来，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之间这一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日本与中国人均GDP之比从1980年的28倍下降到2007年的14倍。若以人均购买力平价GDP计算则由1980年的33倍下降到2007年的6.3倍。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将使这一差距在可见的将来进一步缩小。
第二是经济开放性。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除缅甸外，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放度也较高。欧盟在1998年欧元启动前区内贸易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出口为12.8%，进口为12%。而1998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出口为11.8%，进口为11.7%。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占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3.8%提高到了2006年的55%。东亚地区经济开放度和贸易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使得各国对汇率波动的敏感也不短上升。 第三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东亚地区的经济开放性程度较高，但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相对较多，即使是要素中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其流动也受到了较严格的限制。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1998年马来西亚曾一度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是放开的，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的也有许多限制，中国等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可见，东亚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存在着一些障碍。 除了资本流动外，东亚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也受到限制，与欧盟已经基本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同，东亚地区对人员的流动要求非常严格，法律上存在诸多限制。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合作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不具备法定约束力，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因此东亚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程度还不高。 第四是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伴随着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东亚地区的金融管制逐渐放松，1997年亚洲金融的教训，让东亚各经济体意识到了要避免对外国资金的过度依赖，因而部分国家和地区已陆续对外开放资本账户，通过加快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以推进东亚金融一体化。但从资金流量流动方向来看，更多的资金流动是发生在与发达国家间的，区域内的资金流动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此外，东亚地区的投资与储蓄的相关性仍然较高，表明区域内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储蓄，因此，东亚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并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区域内的资本的形成与储蓄的相关性有持续降低的趋势，反映出东亚金融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等金融市场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流动性较强，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从静态标准看目前东亚区域只有经济开放性标准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而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金融市场一体化等方面各国和地区间差别还较大，难以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要求。但是，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一个国家在加入货币区后比加入前更可能满足加入货币区的标准。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前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区域贸易的一体化，通过货币合作降低区域的差异性，从而降低货币合作的成本，同时提高货币合作的收益，而不一定要等待所有条件完全成熟。其次，东亚区域中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这一子区域与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在相应的子区域内先行推进货币合作是较为可行的现实选择。 当然，除了经济层面上的因素，东亚货币合作所面临的阻碍更多来自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二战和冷战等历史问题所留下的阴影一直驱之不散，经济上的合作与政治上的疏离同时存在令彼此间的合作总是伴随着不断的争端和冲突。此外，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十几年的衰退和停滞,严重缺乏活力。而中国经济实力虽然增长迅速，在屡次经济危机中所表现出的责任感也获得了国际间的一致认可，但在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仍处在较低的阶段。欧元区得以建立离不开德国强有力的推动，而东亚国家正是缺少像德国一样的领头羊。因此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与政治上的合作诚意这两条腿是否都够强健，是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之路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