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个文化传统,在室町幕府很乱的时候,日本群雄并起,不知道谁能最后得天下,当时每一个家族为了保证自己家族能够延续下去,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让家族的子弟各参加不同的组织派别,虽然这些子弟在战场上是对手、敌人,但不管哪一边取胜,这个家族都不会灭亡,可以延续和生存下去。这个举动好像是在押宝吧,但是它很管用。这种现象在日本群雄割据的时候是常见的。
所以日本当时对清朝也采用的是这种押宝的做法。孙中山可能胜利,我就押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它也押宝的,还大量借款给他们。它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无论哪一派掌权,我都要能够影响你,并且让你被我牵着鼻子走或者跟着我走。而且日本不光扶持孙中山,也扶持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的反动派领袖。
记者:也有日本人抱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遭他国侵略,但中国人都淡忘了,却对日本不肯原谅。
韩昇:我最近在做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李鸿章当时也跟日本讲过,亚洲是一体的,中日是唇齿相依的,今天中国战败了,中国可以赔款,但是希望不要割让领土,这会种下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无法消解。但是日本人听不懂,日本太希望得到这些领土了,太在乎这些现实利益,只要是能吃下去的肉它都要吃,即使以后它要下地狱它都要吃。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列强也侵略中国、也打得很厉害,但现在中国人已经很淡忘了,它没有这个伤痕。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大部分都跟日本有关,即使台湾割让给日本我们也在学习日本,但它为了占领整个大陆,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仇恨就是因为抗日战争结下来的。这个问题日本始终没有认识到,所以他们对中国战争没有诚心诚意进行反思和道歉,中国也始终不肯原凉日本,这个问题将来祸害的会是日本不是中国。
记者:今天的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韩昇:日本是一个小国,面对庞大的中国非常地不自信。在1990年以前,日本充满自信,因为中国和它的差距太大了。当日本有自信的时候,它可以支持中国,资助中国,希望中国不要乱,因为中国出现混乱,会给日本带来不安定,比如难民这一类的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特别是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极度恶化。
日本是通过否定中国来建立自我的,如果中国崛起,它否定中国建立的自我就瓦解了。这几年日本一直在重新寻找自我,它应该是亲美还是亲中国,几任首相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包括现在的首相鸠山,他也举棋不定。日本接受中国的崛起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直到它能建立新的自我。
日本去中国化始于江户末期
记者:艾尔曼认为,18世纪的中国很成功,19世纪是失败的。但是日本人为了政治需要把中国18世纪都描述成失败的。
韩昇: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也认为中国的18世纪非常成功。而且认为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上我们应该回归清朝,清朝在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有很多成功的做法,比如说处理与维族、藏族的关系要比今天成功得多。像西藏那个金瓶掣签是清朝定的,真正完全意义地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而且对方也心悦诚服,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去总结清朝的经验。我这个朋友搞了一辈子汉学研究,他一直对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们中国,如果我不喜欢就不会讲这些,最好你们就像很多日本人期望的那样,搞得乱七八糟四分五裂,搞到最后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日本大学里有很多研究机构都在进行“如何让中国分裂”的研究,像李登辉的那个中国七块论就是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把中国割成七块甚至七十块,日本会觉得非常自信,因为日本单独对中国的某一省是有优势的,对一个中国是没有优势的。
记者: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上,日本学术界一直存在矮化中国和去中国化?
韩昇:今天日本认为它是亚洲的领袖、比你中国强,那么它在历史上也不能比中国弱。所以它是有意识在改动古代的历史。否定中国,确立自我。这就是它的历史出发点,它在这些地方做了很多手脚。以前它自己的历史记载都不承认。你跟它摆事实讲道理,它就狡辩说这是中国史官的大中华主义者的捏造,全部否认。
记者:因此东洋汉学兴起的时候,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的,是为日本的扩张侵略服务的。
韩昇:可以这么理解。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汉学界应该说是一边倒地成为他们的思想库,日本当时政府发起了一个研究计划:中国异民族政府史,这是当时一个很庞大的研究,日本主要大学的教授都参加了这个项目研究,所谓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就是吸取非汉人怎么统治汉人,为日本统治中国做准备。
对这些研究,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从学术上来考量,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非常严谨、认真,他们不是为了统治去歪曲历史,也没有搞影射史学,而是在学术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去分析你的成败。因此,这种学术研究成果沉淀下来还是可以用。
记者:日本的汉学研究对西方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费正清这一代美国和西方的汉学研究,为什么?
韩昇:近代的日本史学对西方的影响要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有一段时期把历史当做注释工具的时期,基本上西方人不看中国的历史。很多西方学者就是希望借助日本来研究中国。首先是因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我们前两代学者,他们学术水平非常强,做了非常好的研究,《剑桥中国史》的基础研究都是用日本学者的。
美国人读不懂汉字,日本学者把很多东西翻成了英文,所以他们是借助日本翻译的英文来阅读中国。比如在佛教研究里很典型,像铃木大佐,他太太是美国人,大量的佛教的东西都被他们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宣讲,所以今天你看英文里面的佛教名字全部是日文,中国人今天再翻译已经不行了,因为整个词汇都已经变异了,都是从日文过去的,而且西方人也习惯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多,战后建立得非常的好,非常完整、方便,全部开放。中国的图书馆都不好用,还有许多限制和禁区。所以西方的学者基本上是都在日本做汉学研究,资料很容易调、很容易读,也没有什么禁区,然后读完以后到中国来看看。
记者: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篡改历史的?
韩昇:主要还是从江户末期开始、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开始要摆脱中国的影响,在西方进入中国以后,这个趋势明显加快了。当时,日本民族主义非常高涨,开始贬斥中国,各种奇谈怪论都出来了。日本人千方百计把自己和中国要切割开来,从近代一直往前追,什么从唐朝起日本就开始不向中国称臣,开始和中国建立对等、平等的关系……好在日本比较保守,一张纸都能保存得很好,我们要揭穿他们那些篡改,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
直到今天,这种篡改和歪曲的风气在日本仍有留存,为了确立自我,日本对篡改的这部分历史寸步不让,即使日本学者明明知道这是没道理的,但是他还是要坚持那是真实的。比如他们一直讲,从唐朝的时候,日本就是和中国对抗的,是对等外交。即使我们有元世幕府向明朝称臣的记载,他们也不否认,但给你一个匪夷所思的解释,说这个国书是将军干的事,天皇不知道。后来说这也不是将军干的事,是九州那一个地方官自己写的文书,跑到中国去的,就这样一步步把它推掉,说这些国书跟日本毫无关系。
记者: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故意歪曲、篡改韩国历史的?
韩昇:日本人占领朝鲜半岛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编造说朝鲜民族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立民族。因为在唐朝时期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这个从属关系是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放弃的。
日本只有矮化中国,或者说摆脱中国才能有它的自我。韩国就更麻烦了,韩国既要矮化日本又要矮化中国才能有它的自我,研究处于一种更尴尬的局面。相对来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它在亚洲作为头号强国有100年的历史,包括它在二战后工业革命的成功,日本人会比较有自信,所以它在学术的交往、辩论中,可以一定程度接受中国影响日本的事实,对不同的意见也能听得进去,至少不会当场拍桌子破口大骂。韩国现在这一点还是做不到。不信你去看看韩国的学术研究,他们就更连边都没了。
比起日本人篡改历史,韩国人改的东西就更加多了,韩国在古代史领域要否定中国,在近代史领域要否定日本。所以你去看韩国的电视台,它的新闻一天中三分之二骂日本,三分之一骂中国。
我们现在搞东亚史很难,三个国家很难去描述一个历史,连中学课本都弄得很难。因为韩国的自我主张太强烈了。它否认一切历史。
记者:对这种歪曲和妖魔化,我们有专门的机构和行动来回应他们吗?
韩昇:目前完全是靠少数学者在做,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整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只有一项一项研究成果拿出来,逐步去驳斥他们的歪理胡说。应该说这几年已经变化不小了,像北大、复旦的国际交往程度超过了日本很多大学,我们有不少人在西方学术界学习、任教,成为研究者和访问学者,在国外的影响也在加强。比如说我关于井真成这个研究成果在东京大学发表时,美国学者就过来听了,听了他们就觉得对啊,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本国史是以我为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人作为本国历史的主流,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的学生在读洋人写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写的都不读。中国近代被打倒以后,现在经济上好了,但是文化上边的心态还是没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