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东浩
在“金融家大讲堂”学习一年，收获甚丰，对新巴赛尔协议这一期的授课颇有感触，故辑成业务随笔一篇，与读者分享。 经验主义与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模糊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大智慧”。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银行家，均以孔孟之道为其经营哲学，诚信义利，非义之利不取，信义是其经营之本。组织存款，主要靠经理人员的信用，放款多不收抵押，概重借者个人信用。汇款的汇费及存放款的利息，均因人而异以信用而定，没有固定标准。业务展拓，除非平时熟知客户信用，否则不轻易借用。对于信用风险的判断完全靠经理人的个人经验。中国古代银行在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下发展起来，风险较小，业务经营稳健。同时对于风险管控，尤其是信用风险的重视也就长期不足。 20世纪以前的中国银行家，还很重视结交官场，为自己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按清朝定例，官款在京者存入国库，在省者存入藩库，不允许财政款项存入私人银钱行号。但各银钱行号的经理均极力结交官场，以私人情感，动员官款无息存入，降低信贷成本，以扩大业务，增加盈利。而且，结交官员和政府，无形之中又扩大了金融机构的信誉，故“官商相维”之道就成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一个突出之处。在这种环境下，银行对于风险的管控几乎可以与“人际关系管控”画上等号，不需要什么科学方法。 为人处世的模糊哲学、重经验轻计量的传统及对“金融风险”的固有认识，使中国金融业迟迟没有建立完整而清晰的科学体系。 而西方素以理性为传统。建立在理性文化精神基础之上的西方企业管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二是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强调对人、财、物的数量分析。科学精神是用验证的方式来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它重视的是两点：一是对事实(facts)和真理的追求；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国外大型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参考的定量指标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然而，作为国内最早开始风险量化工作的工商银行其内部评级定量指标也只有不到40%，其余国内银行主要还是参照定性指标进行判断。 虽说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我国后，科学精神渐渐开始树立起来，可是经验主义仍然在很多领域内起作用。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资金和人员的流动性大大超过从前，金融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连成一片，金融交易工具的计算空前复杂。完全依靠人力识别风险进而规避的传统模式在现代金融业面前已经成为天方夜谭。 从定性到定量—艰难的转身 虽然说我国20多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一直是薄弱环节，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长期对于风险计量重视不足所造成的。在巴塞尔新规之下，要达到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之目的，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风险分析的先进经验，借助风险量化模型结合定量分析似乎是我们未来风险管理道路上的必选之路。 目前，各国银行业及其监管当局已将新资本协议奉为圭臬。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内容的新协议反映了银行风险管理在计量上的深刻变化。内部评级法的实施需要4个核心风险要素的数据，分别是贷款违约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LGD)、到期日(Maturity)和违约时暴露(Exposure at Default, EAD)。以LGD为例，在技术上，LGD从损失严重程度方面更全面反映了信用风险下资产的风险水平，同时LGD也反映了风险缓释技术（抵押、担保、信用证、信用衍生产品和信用保险等）即银行风险管理措施所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新协议不仅使得新监管资本衡量框架能够更加正确地反映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更具风险敏感性)，而且从监管角度认可和鼓励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银行风险缓释技术，对于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巴塞尔对用于风险计量模型的历史数据要求十分严格，我国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违约贷款回收数据系统研究时间起步时间较晚，且2006年之前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剥离和商业化出售，使得LGD建模数据严重缺失。由此导致PD、LGD的模型估算产生很大的偏差，银行在具体实施内部评级法进行风险计量系统建设时困难重重，监管部门很也难掌握或发布我国银行业LGD的真实标准。从我国银监会第一阶段的预评估情况看，LGD数据准备不足，缺乏成熟的建模方法论和建模技术成为未来我国新巴协议银行在全面实施新协议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另一方面，我国银行加强风险管控、加入国际监管标准刻不容缓，第一批申请加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7家银行，最晚将在2013年全部执行。目前国内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都在雇用外资进行巴塞尔相关系统的建设。穆迪、标普、惠誉（Fitch）、Mercer Oliver Wyman、Fiserv、益百利、普华永道、德勤等。借助外资拥有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当然是解决我国银行业风险计量及巴塞尔合规“瓶颈”的一种快捷方式，但同时也为中国金融业带来了隐患。一方面，银行业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行业，对社会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性。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血液，影响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我们说掌握了一个国家金融，也就等于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脉，甚至是政府。而风险控制是银行的命脉，如此重要的关键环节基本交由外资建设，国民经济信息和国家金融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不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中国金融业难以摆脱被动竞争的处境。不能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中国金融机构难以实施成功的、有效的“走出去”战略，并将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以评级为例，惠誉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为D级，这代表了中国银行机构在世界上的筹资成本。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金融业在世界上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德勤(Deloitte)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100家最大金融企业今年的风险与控制活动支出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为金融危机前最后一个完整年度——2006年的两倍。研究预测，到2012年，这100家公司在风险和控制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1110亿美元。首席风险官们估计，在已经增加和预期将增加的这部分支出中，有大约200亿美元是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其余部分大多用于执行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和Solvency II这两项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到时外资不但将垄断中国的风险计量市场，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而且还将深入控制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命脉，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隐患。 内在脆弱性是金融业的本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深，由商业交易而形成的债权与债务，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衍生产品的生成基础，使得当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规模迅速膨胀，远远超过全球GDP的总和。如果说金融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油门，那么以信用风险计量为代表的风险管控就是刹车，二者缺一不可。没有良好刹车系统的高速行驶不但对于银行业是危险的，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都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风险管控不善，就难以抵御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被其迅速形成大规模杀伤力所重创。另外，目前银行风险控制核心建设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这种结果导致我国金融信息的保密性和金融安全的基础极其脆弱。 在今天的金融领域，风险管理所面临的传统文化思想、外资入侵、金融安全、监管要求等等挑战，似乎让我们感到了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是“风险忌量”吗？ （作者单位为北京东方中和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