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亦 平 年初盛传外管局高调聘请海归朱长虹出任储备管理部门的首席投资官，最近又有前德意志银行亚太区一把手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据悉，官方也早有一个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最近有报道称，中组部要求中央直属机关2000名司局级干部年底完成40个学分的深造任务，北大等名校的易经等国学专题成为热选。引进“外援”也好，在职培训也罢，这些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尝试和重复的手段。 当年证监会高调聘请史美伦出任副主席,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如何？更市场化了还是更计划经济了？市场规范更合理化了还是漏洞百出？关注市场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不是要讨论的问题,只是好奇当时有关部门的初衷是出于作秀还是真心尝试引进人才。
时过境迁，如今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土鳖”还是“海龟”，今天的中国可谓“人才济济”，分门别类应有尽有，满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是否用？如何用？用谁？谁来用？慨叹人才匮乏无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体制外引入人才，特别是引入“海龟”，是作秀还是真想用人，这直接决定了引进来的人是不是专业人士？选用和发挥真人才需要用人机构和决策者理念上的调整或改变。是干部万能还是尊重专才；是对上级负责、对领导个人忠诚还是对事情负责、以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为重；是因人定事还是因事定人,这些都反映出官场理念与职业精神的南辕北辙。一方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大量该做的有了编制拨了款的事情却没有做或没人做,大到地震预报、旱情预警，小到办公室卫生，无不显示出用人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局面不是用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的,或把人才塞进体制中就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引进人才必须伴随移植机制。有了机制不仅容易吸引人才，也有益于人才发挥效用。机制的运作必须有一批认同机制并有能力执行相关指令的人来维持。没有机制的保障，令不行、禁不止，几个人才又有何为？就像移植或嫁接植物一样，光有种子或小苗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土壤、空气、水等配套设施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移植机制无异于革命，会伤筋动骨，会有切肤之痛。我们的体制准备好了吗？ 用人也好，移植机制也好，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是大问题。人家辛辛苦苦爬梯子，忍辱负重很多年，突然来个“外人”占了梦寐已久的位子，如果再涉及机制或游戏规则的改变，无疑堵了大批人的晋升之路，从而导致外来人才与现有团队的对立。社会上对海归（当然海归质量也参差不齐，海归不能与人才简单画等号）的普遍不屑是否因为这种因素呢？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本来就可能面临水土不服，但为了发挥所长还必须先杀出一条血路来，即使没有望而却步，也有可能在混战中成为牺牲品。有多少人才会有此勇气去一搏？ 人才是需要培养的，尽管这些年来进修、深造、考察等已经成了待遇、福利、公费旅游等的代名词。在没有人才的条件下花些公孥还说得过去，在人才遍地的今天，继续这样使用公孥似乎值得商榷。老百姓不仅要负担这些支出，而且还因此失去这些挂职培训的领导们的服务，社会效益损失巨大。正如有人讲，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鼓励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今天群众都已过了河，领导却继续在河里摸石头。 我们今天瞄准的人才多数是别人培养的、已经被当作人才被别人用过了、考察过了，都是现成的。美国这样一个科学和经济高度发达、人才济济的社会，不仅用尽本国人才，也通过移民等机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吸纳人才。因为社会共识认为，维持经济发展、保持美国的竞争力，根本上在于不断吸引和利用人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否保持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利用程度，这是铁的规律。现在，我们还停留在是否用、如何用的阶段，而不是考虑如何竞争人才更符合我们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实际需要。 （作者为资深投资银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