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世界按“阶级”划分成两个部分，显然是一种新知。但其言辞中野蛮和文明的对应，依稀闪现出19世纪中外观念的余韵。若将此两阶级落实在地域和文化上，尽管其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都已大不一样，对比此前康、梁关于世界文野新局面的认知，仍可见异曲同工的一面，似更看重“物质”差异对“精神”的制约。 陈独秀后来说，由于“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故各国的革命也已“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16]类似观念此后扩及于中共之外。梁漱溟到1930年还说：他非常理解国民党为何要“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因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17] 梁、陈政治立场颇不相同，却分享着同一观念，提示出作为“主义”的“世界”，确实带来了新的眼光。对不少20世纪的读书人来说，一个相对超越的“世界”，部分化解了从晚清开始日渐强化的中西二元对立，也提示着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思维——实际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观念，被视为“世界的”而非西方的，成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批判本国传统的有力思想武器。对此他们并没有多少内心不安，盖其正为祖国再造文明，面向着光明的未来——那里不再有中西认同的歧异，也没有文野强弱之分，是个趋近于“远近大小若一”的吉祥大同世界。 问题是，这个世界可以实现大同吗？ 从较长远宽阔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背后，有着更高层次的“大同”理念，即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为终极目标，以“天下为家”的小康为起步基点，基本通过“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达成天下一国或天下一家的境界，然后走向“和而不同”的大同。重要的是，大同不仅是未来的高远理想，也是处理当下内外秩序的指导原则；理想并未与现实两分，而是指导着实际政治。在政教和治理所及的范围里，如沈乃正所说，大同理念也像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一样，要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传统，这是中国历代虽有分裂而能维持统一的基础。[18] 如前所述，“天下”秩序是以夷夏之辨理论为基础的。不论从当年还是今日意义看，夷夏关系都不是国际关系。它不以“国”为基本的思考单位，但承认“外国”的存在（其所注重的“内外”，就包括外国，当然仍是象征与实际兼而有之）；由于其向不重权利，所以并不强调平等；而《易经》所谓“见群龙无首吉”，提示出不同者也可以共处。或因其从根本上反对从文化到武力的输出，常谴责“外多欲”的君主，这也是一个大致维持了周边和平的秩序体系。 在近代被改变思想方式后，今天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也对这套观念和秩序感觉陌生了。然而它确曾长期存在，且在长时间大范围里为很多人所遵行，有着“不俗的业绩”。其足以启示我们之处，良非浅鲜。有心的读书人，或可更多参酌。 今日世界正处于遽变之中，前景孰善孰恶，难以逆料。以大同理念所需的共同传统和共同利益看，且不说“天下为公”，即使仅达成一个可以共处共享的和平世界，这一目标也还相当遥远。如今所谓“世界一体化”，更多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人类的利益和传统不能真正“共同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大同”的愿望和要求，则所谓“地球村”，也不过是在那只“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操控下的某种被动的共同而已。
当年梁济选择以弃世警醒国人时，曾提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近一百年之后，人类利用物质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世界的状况似尚不能给人以更肯定的答案。面对一个国际间彼此不够君子的世界，有些人或会像杨度一样，主张以小人之法应付之。但任何行为标准的降低，都难免不走到“小人穷斯滥”的地步。以小人治小人，正如以暴制暴，终难走上正轨。或不妨强调主体性的自我修为，在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同时，考虑采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之道，立足于人类传统的共性，致力于培养人类利益的共同化。说不定这个世界真会好起来，趋近于大同的理想境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文初稿承胡宝国、陆扬、冀小斌诸兄和北京大学周月峰等同学纠谬，谨此致谢！ 1.罗志田：《革命加转化的过渡时代》，《文化纵横》2009年2月号。 2.上世纪末伦敦《市场周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年轻的中国人买什么，但标题似仍在隐喻着类似的主题。参见Michell Crellin, “Young China Welcomes West,” Marketing Week, 21:20(July 16 1998). 3.我并不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描述古代中国天下观或国际秩序的妥恰术语，但这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姑从众。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323-324页。 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6.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6-67页。 7.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早年文存》，周质平主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353-354页。 8.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第12页。 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4-85页；康有为：《致陆徵祥书》，录在《康南海最近之言论（二）》，《晨报》，1919年1月12日，第6版。 10.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杨度集》，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18-220页。 11.康有为在清季出版的《物质救国论》中便很明确地表述出这样的取向，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3页。 12.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13.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12页；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6页。 14.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0页。 1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1918-191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21页。 16.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75-78页。 17.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5月），《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第1055-1061页。 18.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20.Nelson Nai-cheng She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al Mind (I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April 1924), pp. 1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