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口述/刘北星 整理/李 楠 编者按 这是一篇曾经的血汗工厂老板的自白。 他是某个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商，曾靠低工资、高工时、低保障、高强度的用工方式收获了不菲利润，甚至以此成为外商“优秀工厂”的典范。然而当他因遭遇强势外商的不公正待遇，想转型上岸，洗清“血汗工厂”之名时，却发现，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远远超过了自己所有能发挥的想象。 回忆这一切，他不敢说出自己公司以及那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名字，“北星鞋业”成为他留在那段无奈轨迹上的灰暗代号。 自然界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海洋里的一些鱼类，当遭遇环境改变、污染或自身疾病时，便会游向近海。它们的本意，是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但结果往往是，孱弱的海水托不起它们身躯的重量，最后悲惨而无奈地搁浅在沙滩上。 我经营的那家四五百人的鞋类、皮具加工厂，曾经是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厂。然而，当我终于想要改变，带领我的工厂试图走上“上岸”之路时，却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没有水与氧气的真空，遭遇的同样是搁浅的命运。 别了，血汗工厂 那是2008年的春天。我生命中灰色的分界线。 A公司中国区的办公室里，我与对方主管华南区的生产经理Jeason对峙着。A公司是一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企业，而我的北星鞋业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大陆的代工厂商之一。三天前，我突然接到通知，A公司单方面收回本已签订协议由北星鞋业加工的一笔订单。 在那之前，该笔订单的原料采购已经完成，生产计划马上即将启动。为了保证工期，我甚至推掉了几笔业务。A公司在此时突然取消订单，并且没有任何赔偿条款，意味着我要独自支付原材料货款——即使只是订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由于拒绝了其他业务，生产线闲置将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公司不就这次事件给出合理的善后方案，我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我态度硬强地说。 Jeason反而笑了。“那是你的自由。只是，我公司也保留取消你代工资格的权利。” 我强撑的气势顿时被打击得萎靡不振。Jeason接着说：“中国的厂家与我们这样的国际企业合作靠的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不过是低廉的成本与谦卑的态度。不要忘记，你的工厂，如果严格按照标准，无论哪次验厂，都会因为血汗工厂的性质被清除出我们的代工队伍。考虑到你之前一直有不错的表现，我帮你向公司申请了另一单业务，你有权决定要不要接受。”说着，他隔着桌子递了一张纸过来。 我迅速瞄了一眼那份文件，马上发现，这笔订单的总金额还不到之前那份订单的四分之一。然而我除了接受没有别的选择。Jeason尖刻的话语中，道出了不容回避的现实。 没有人比我这个老板更清楚地知道，那时的北星鞋业，正是典型的血汗工厂。公司主要为外包客户提供代工服务，A公司无疑是最重要的客户。我需要节省每一分钱，来维持企业生存。激烈的竞争让国外客户把产品出厂价普遍压到销售价的一折甚至更低，我需要有足够的价格优势，才能拿到订单；原材料供应商态度也远比我们这些下游的生产厂家强硬，价格不断上涨，货款更是拖不起；此外，每年近10%的税收是无论如何省不下来的，这一切，都只能靠降低成本来解决。 然而就在那次返回公司的路上，一个改造血汗工厂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中国的厂家与我们这样的国际企业合作靠的是什么？不过是低廉的成本与谦卑的态度。”Jeason轻蔑的言语不断在耳边回响。几年的代工生涯中，我渐渐意识到，血汗工厂式的中国草根造制企业，造成了外企越来越强势，代工商越来越丧失话语权。而仅靠降低成本获取利润，远非企业的长远发展之道。比如眼前，A公司就可以随时以消灭血汗工厂为由，终止与我的合作。 尊严的意义便在于，当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自己更要分外看得起自己。而我要走的第一步，便是改变血汗工厂的性质，使大牌的国外客户找不到为难我的理由。高速公路旁，树木飞速向后退去。别了，血汗工厂，我重重踩下油门，对自己说。 品牌公司的面具 回到公司后，我马上着手执行自己的“上岸”计划。那时，我满怀激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理想主义。 血汗工厂之所以被舆论诟病，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工资低，工时长，缺少必要的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对健康有害。在对企业的改造中，我选择了从最后一点入手。 鞋类生产中需要用到一种热黏合胶水，同类的胶水市场上有两种，一种在冷却状态下对人体无害，但在热加工中，受高温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而另一种，则是完全符合健康标准的环保产品，即使在受热时，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毫无疑问，这两种胶水，在价格上肯定存在着差距，使用无毒胶水，比有毒胶水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改造血汗工厂的第一步，我决定为工人健康考虑，改用无毒胶水。 由于涉及原材料的变更，我向A公司提出申请，因变更胶水品类，每双鞋出厂价提高人民币0.1元。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对方是国际知名品牌公司，对生产安全和产品品质一定同样看重。 出乎我预料的是，A公司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算了一笔账，每双鞋的造价将为此提高0.05元，而每双鞋的出厂价在80元左右，成本的增加，尚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便决定自己承担更换胶水的费用。 然而没想到，就是这样自掏腰包的做法，也马上被A公司明令禁止。他们的理由是：该品牌的各代工厂商均使用同样的胶水，如果我私自变更了胶水品类，将对其他代工商造成不良影响。“刘，希望你遵守公司规定，否则，我们只有取消你的制造商资格。”Jeason在电话里严肃地对我说。 那一刻，我感到震惊。正是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有几批监管人员，到代工厂家进行安全审核。但眼前的事实证明，公司并非不知道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只是他们不愿去纠正，所谓安全审核，不过是做给外人看。他们也不允许我去暴露问题，因为那会影响他们的利润！ 当品牌公司揭开面具，我“上岸”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我隐隐感觉到，所有的潜规则，总有一天将被打破，而唯有先做到完善自身，才能在那一天到来时让自己处于最安全的地位。 成见是变革的敌人 不能更换原材料，我决定加强劳动防护。2008年5月，我拿出资金购买了劳保物资，橡胶手套、护目镜等防护品很快到位，分发到生产线上每一个工人手中。 事情又一次出乎我的预料了。第一批劳保物资发放后，月底拿到报表时，我发现劳保用品的损耗惊人，一个工人，一周竟然最多领用了四双橡胶手套！ 办公室的调查很快有了结果：有工人领了手套后，并不使用，而是偷偷藏起来，转手卖给了废品回收站！ 那是一种善良被人利用后的愤怒。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第二天，我召集各部门开会，宣布了新的制度：劳动保护用品由公司和工人共同出资购买，公司出90%，工人出10%，每人每月按领用数量，从工资中扣取相应金额。 尽管我一再强调，工人出资只是象征性的，但这一新制度传达到工人那里，依然变了味。劳保物资还要自己出钱购买？工人们群情激愤。他们是可以直接对我发泄怒气的，那几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背后有人戳着脊梁骨骂我“黑心老板”。 在这样的氛围中，让工人出资的制度没有执行便被叫停。无奈中，我只好采取限量的办法，每人每周更换一次劳保用品，才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2008年夏天，那是一个闷热得有些诡异的季节。持续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那山雨欲来的前兆，已经明显出现在东莞这个国际大牌的“中国车间”。 圈子里，坏消息不断传来。遭遇外商跑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争取订单越来越困难，原材料供应商为规避风险，缩短了回款期限。比较幸运的是，我所代工的品牌，属于运动休闲类，而并非奢侈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于以给外商代工为主要业务的厂家而言，夏天正是承接圣诞订单的旺季，也是加班最疯狂的时候。 我决定趁机改变这种状况。本来是三个月交工的订单，往年我会让工人超时加班，在两个月之内完成，然后赶在旺季的尾声，临时接一些小额的业务，这也是业内习以为常的操作模式。今年恰好行情不好，我也不想冒着跑单的风险再接其他订单，于是，便没有刻意压缩工期，这样，工人们即使加班，每天也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事与愿违，工人们的不满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强烈了。理由很简单，由于加班时是双倍工资，加班时间越长，他们的收入越高。所以，他们宁愿在旺季多加班，把本来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放在加班时间做。然后，在正常上班时间里无所事事，还可以按月拿到基本工资。 在办公会上听到这样的反馈时，我笑了——总要有什么办法来宣泄情绪。不加班原来是这样一种罪恶，到底怎样，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不如所有时间都直接发双倍工资，那样肯定皆大欢喜——除了我这个老板之外。 我开始渐渐意识到，在现在的劳动环境中，工人对老板的成见不可避免地存在，无论你做什么，工人都不会相信你是在真心为他们考虑，因为在他们眼中，老板永远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靠剥削他们的劳动获取利润。成见是变革最大的敌人，而要消除一种固有的成见，除非用真心的感化，但对于我，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灰色底线 2008年底，金融危机终于如海啸般澎湃而来。制造业集中的东莞，更处于海浪冲击的前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一起打拼过来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倒下，变成一片荒芜的厂房。 那一年，对于我们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新《劳动法》的出台按照新《劳动法》的要求，企业必须为职工购买社会医疗、养老保险，这意外地成为我改造血汗工厂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企业的用工成本大幅增加，为工人购买保险后，北星鞋业平均每个工人每月的薪酬支出提高到2000元以上，熟练工人达到了近3000元。 成本大幅提高，又没有更多的订单，要维持公司生存，裁员成为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选择。 2009年3月，A公司发布了2008年制造商验厂报告，我的北星鞋业几年来第一次不在“优秀工厂”的行列。公司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劳动环境较差，工时长，擅自变更协议，使用不合格原材料。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产品合格率是当地几家代工厂商中最高的。 我明白，一切都是因为我对于血汗工厂的改造，触动了公司成本控制的灰色底线，哪怕我碰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优秀工厂”并不仅是一个称号而已，对于代工厂家，那意味着来年会在订单数量、价格上有所倾斜，并有额外的经济奖励。 不出所料，在2010年的订单谈判中，A公司给我的价格，不但没有随着成本的上升而提高，反而在原基础上下降了近二成。 他们是在用这种方法逼我退出游戏。我不想这么认输，再次找到Jeason交涉。他给我的答复是，价格由公司决定，很难有更改的余地。同时他透露给我一个消息，公司觉得我前段时间的一些做法“很不妥当”，容易影响其他代工厂商，给公司带来质量隐患。 这个信息确定了我的判断。“那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不做了？” “倒也未必，关键是成本。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压缩成本，比如外包。” 外包是代工企业常用的一种打擦边球的手段。代工商将手中的订单，转包给别的小厂甚至作坊去完成，这样就可以减少在册工人数量，降低人力成本支出。这种方式，本是品牌商们极力要杜绝的，因为产品质量很难保障。因此这一提议让我非常惊讶。 Jeason说，总公司审核时只看工厂的相关报表，只要工时、工资等数额合法、核对正确就没有问题。“我这边会有人帮你应付总公司的审核。” 我哑口无言。公司既是裁判员，又是推手。原来，即使是国际知名品牌，利润也是永衡的主题，除此之外，没有人在乎代工商怎样，工人怎样。 我突然无比庆幸自己“上岸”的决定，如果不走出这一步，我永远都会被品牌厂商牢牢掌握在手中，成为他们的牟利工具。 孤岛之困 经过这一轮交涉，我最终没有放弃A公司的订单。即使利润非常有限，A公司代工商的名头，对我拓展业务还是极为有利的。
2010年初，金融危机的影响终于渐渐减弱，经济逐渐回暖，订单也开始有所增加。之前陆续裁员近一半，此时，招工成了最紧要的任务。 然而春节过后，正是全国招工难爆发之际，工人也似乎变得格外强势起来。为了尽快招到工人，我做了一块招工牌，上面详细列举了公司的种种管理政策：不强迫加班，不限制人身自由，提供合理报酬，不拖欠工资，提供足够的劳动保障…… 几年的努力终于开始有所回报，在其他企业面临招工难时，我的招工还算顺利，不但有新的打工者前来应聘，还能招到一些熟练工人。 然而这引起了一些同行的不满。正月还没过，五六个附近工厂的老板一起找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开门见山地说：“老刘，你怎么折腾我们不管，但是不要破坏了大家的行情。”工人之间也是有交流的，我的一些人性化政策，吸引了他们厂里熟练工人，除了不断有熟练工跳槽到我的公司之外，他们的工人甚至以我这里为标准，要求老板提供相同的待遇。 都是同一个市场里的同行，业务上的竞争之外，私下里也有种微妙的交情。我不想得罪他们，只能婉言搪塞。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没几天，我接连接到几个老客户的电话，告之我取消合作。我一再追问原因，其中一个才犹豫着告诉我，有人开出了比我低得多的价格，而对方正是来找我的那几个老板之一。 在那之前，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但我们一直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不会抢对方的固定客户。而现在，我的“上岸”计划打破了表面的平衡，我成为同行中的异类。接下来，我与A公司合作出现裂痕的消息也在业内“被传播”，供应商上门催收货款，资金链也顿时变得紧张。北星鞋业像立足在茫茫大海中的孤岛之上，孤立无援，危机重重。 我不是慈善家，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没想过要回头，放弃改造血汗工厂的计划。然而之前已经做出的改善，不可能再全部推翻——工人不会答应，企业也经不起再次折腾。不经意间，我把自己推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代工产业链上的利益博弈，是血汗工厂产生与生存的土壤。2010年4月，东莞的代工企业都在为了夏天的旺季订单而忙碌。与往年不同，我没有奔波在争取订单的路上，而是注册了一个全新的鞋类品牌。我知道那是另一条注定充满坎坷的艰辛之路，如同我依然相信，那会为我的企业打开另一扇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