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抛开明显违法犯罪的行为不说，官场潜规则才是把官员推向危险职业的最核心根源，也是官员暴富的根本原因。 几年前，一个地级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落马，引起当地官场一片哗然。因为其查实的不明来源的资产为两百多万元。有人为其算了一笔账：根据官场潜规则，逢年过节拜年送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都是纯粹的公款开支，如果拒收，会被认为是官场异类。这位副市长主管的下属单位达三十多个，一个单位在几个重要的节日送上几百上千元，仅这笔收入十年间就可达数百万。而高级别官员工资基本不用已是共识，如果查实的资产属实，那么，这位副市长的落马，实在让人感叹不已。 无独有偶，一位主管煤矿安全的官员因受贿罪被起诉，查实的受贿金额上千万元。但其主管的下属煤矿为120余家。同样是“正常”的节日拜年送礼，其资产达上千万元一点不稀奇。 然而，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样的礼金，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法。接与不接，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合理与合法的激烈碰撞，构成了中国官员的独特暴富风景线。 而体制内的官员本身拥有的合法财富就非常可观。就拿近年来价格暴涨的房地产来说，体制内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在单位低价合理分得一套高标准住房。然后再为子女购得一套商品房，稍微具备一点级别的官员，拥有两三套房产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按今天的市值计算，即使是二线城市，仅这两三套房产的价值就在百万元以上。 也正因为这些不得不接手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巨额收入，才使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即使出现了阿勒泰模式等正面典型，却始终无法真正推广和实施，才使官员的消费出现了异化：赌博甚至赌到了澳门，玩弄女人成为家常便饭，抽烟抽极品香烟，喝酒喝顶级好酒，住宅越买越多越来越豪华……道理很简单，手中的钱越来越多，但花没处花，还会冒着随时可能被查处的风险！ 官员的暴富源于权力的不受控制，但更来源于官场潜规则中法与理的尴尬对碰。 政府暴富 本位的迷失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上下五千年，“利”都不是政治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所有官员的政绩，都与“财政收入”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市场经济把整个政府体系的考核纳入了“经济效益”，更具体地说是GDP这一硬性的指标中。政府与企业一样，都变成了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组织。当然，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两者手中掌握的权力有天壤之别。 于是，土地财政泛滥，招商引资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政府与民争利；于是，拆迁、国进民退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政府暴富了，却因为突然而来的财富而手足无措。 先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发案率急剧上升，然后是行政开支突然成为一个惊人的数字：根据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的研究，两年前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费用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 局长极品香烟门的曝光，一方面使政府职能部门人员毫无节制的公款消费浮上水面，另一方面，促使另一种相对“合理”的消费方式大行其道。那就是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一个县政府大楼可以花上亿元来精心打造，其豪华与规模堪比“白宫”。庞大的政府建筑群在今天中国各地市甚至县镇比比皆是。城市广场屡屡挑战新记录，公共道路今年建明年修后年又重建…… 在去年“两会”期间看到：政府豪华办公楼已成为代表、委员炮轰的焦点话题。于是新华网当时刊出了《国内豪华办公大楼大曝光》一文，图文并茂。那些豪华的政府大楼，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大饱眼福。 今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政府豪华办公楼再次成为焦点。民盟中央常委俞敏洪委员说：“政府的大楼太漂亮了，我跑了很多国家，跟国外形成了太大的反差。”紧接着，经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后，政协新闻出版组第一个大会期间形成的特别提案“出笼”：为使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落到实处，建议今年适当时候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行政机关办公楼建设的专项检查。监察部表示：“清理政府部门豪华楼堂馆所，已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禁止党政机关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及办公楼的禁令其实早已不少： 2007年2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对政府机关违规建造楼堂馆所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坚决刹住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歪风；当年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国务院对禁建豪华楼堂馆所的坚决态度； 2007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相关通知上明确规定了省、市、县级单位办公楼综合造价的最高标准； 2007年4月28日，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近年来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 …… 为什么政令与现实如此相悖？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暴富已是不可遏制的事实，暴富之后钱往何处去？私入个人腰包，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下是风险最大的，而花在吃喝玩乐等消费上，风险性也渐渐增大。综合各方因素看，只有表面上看“为组织为人民”的政绩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是既有利个人又有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的：集体决策、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拉动地方GDP…… 这种缺乏合理约束机制的政府暴富，更把政府为民服务的本质演变成为个人升迁的机器。豪华楼宇能装点当地政府门面，能“忽悠”前来投资考察的外商或者是考核政绩的上级官员们，违规决策的官员们不是被问责、被处分，反而因“政绩不俗”而频频升官。这样的“人治思维”及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调整，暴富之后的迷失将依然遍地开花。 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管理与服务，而不是挣钱。也因此，政府暴富之后的行为变化完全符合行为逻辑。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一个富得流油的“公仆”能够把一门心思花在如何为自己的“主人”服好务上面呢？何况这个“富”的过程是如此简单，如此轻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衷，演变成了集中了力量，可以随意办事。 其实，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暴富本身也并非一定就是贬义词。政府暴富之后，对财政体系是否有合理可行的约束机制，才是今天最应该思考和实施的富裕逻辑。 让灵魂跟上财富的步伐“放牛娃，你放牛做什么？”
“把牛养大了好卖钱。” “卖了钱做什么？” “盖房子。” “盖了房子做什么？” “娶媳妇” “娶了媳妇做什么？” “生孩子。” “生了孩子做什么？” “让他放牛。” 这是一则在国内流传很广的寓言，短短几句对话却道尽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活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物质富裕了又能干什么？有多少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放牛娃”？ 千百年来，赚钱，赚大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唯一梦想，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内心里迸发出的对财富的渴望，也是中国经济启动的原动力。 但是，富裕了，我们有什么准备？ 人类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各种各样的欲望满足，物质丰富只是人类众多欲望之中的一种。而物质欲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得上满足，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对中国人而言，租房住的时候想有自己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想要大房子，有了大房子想要花园洋房、别墅……正是这种不断催生的欲望，使中国人的财富普遍迅速增加，也使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之中，更使我们在迅速拥有了财富之后，开始迷失和彷徨，虚妄和单一的物质财富把我们拖进了光怪陆离的未知世界里。 不经意间，我们被富裕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却远远落在了财富的后面。 历史是教科书。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类似的过程其实同样出现在欧美大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勃兴，欧洲社会的价值观被动摇。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科学技术使一些传统的信仰丧失了土壤。人们发现科学也有不能解释的东西，物质享受只是浮华一场，所以欧洲人失去了过去慰藉生活的一切信仰，苦闷彷徨，无所适从。这一时期，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著作和欧也妮、葛朗台等经典人物形象应运而生。 抽刀断水水更流，欲望是一条奔流不止的河流，砍是砍不断的。对财富的渴求，本是无法遏制的。对欲望的控制、净化，从而合理运用，才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准备。 停下来，让思想、道德、信仰跟上财富的步伐，才是我们今天面对富裕最应该做的准备。 中国人历来耻于言利却又极为重利。耻于言利，其实是用道德和信仰在压制物质欲望。但精神和信仰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完全没有做好精神文明准备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迅速袭来，原本就相对匮乏的思想、道德和信仰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原来压制我们物质欲望的精神理念被稀释摊薄，纯物质欲望被完全打开。 在物质富裕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修己克己，如何善待已经拥有的财富，利用这些财富，慢慢梳理、积淀成延续数代的文明。 毋庸讳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于我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的改革开放解决和释放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动力，而我们追求精神文明的动力又在哪里? 最后，借用两位中外名人的警世恒言与国人共勉：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早就提醒过我们：“我中国将见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强而强在其中矣。” 1895年，美国老牌贵族、社会学家尼尔森8226;奥尔德里奇写下如此忠告：先富阶层就要让“男男女女的继承人们，心中应永远怀着提升整个国家的信仰，如果不那么做，那将是这个国家的灾难”。 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恰到好处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