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策划/《商界》编辑部 执行/《商界》记者 刘旗辉 周攀峰 赵代波 企业暴富 —— 钱越多竞争力越缺失，赚把钱就死； 学术暴富 —— 做真学问的是傻子，是人是鬼都想立牌坊； 名人暴富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今却是忽悠万能，一夜成名； 家庭暴富 —— 大把大把的钱，却越来越找不到生活的温情，三代也未必能出一个贵族； 官员暴富 —— 被喻为高危职业，其实危险是自找的； 政府暴富 —— 光鲜的政绩工程，掩盖的是政府本位的迷失。 暴富的不仅是草根 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既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核动能，又引爆了中国人内在的强烈致富愿望。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人创造和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里才拥有的财富。 的确，中国人是真富了！而这种富裕的速度同样令人咂舌! 国家富了——今天的中国，一天创造的财富比1952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此后的30多年间，一路高歌猛进，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等老牌强国，到2009年，中国 GDP达到35万亿元，跃居世界第2位。国际舆论纷纷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5年重回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宝座。 政府富了——与标志性的1978年相比，在过去的32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60倍，2008年就已突破6万亿元大关；外汇储备更是暴增1万倍，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即使在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得依然无所顾忌地增持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
企业富了——《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一次放榜的1994年，首富的身家是6亿元，而今的首富身家是478亿元；全球各大证交所飘散着各类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到全球1000强甚至500强的名单中；在制造业的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的全球份额名列第一，其余21个大类占比均挤进世界前六；各个行业的全球隐型冠军比比皆是。 老百姓富了——1978年中国人均储蓄存款还不到30元，2009年这个数字暴增到20000元；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43元，2009年达到了17175元。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省份达6个之多。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3亿，锐减至2009年的4000万人，成为全球贫困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从开放之初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如今的商品房、私家车、便携电脑。与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元的月收入相比，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人，的确比以前富裕了太多。 据胡润的2010年财富报告，中国有4000万个百万富翁、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这个统计还是相对保守的，有消息称，中国千万以上富翁人数已经紧随美、日、英，力压德国，排行第四。 照理说，富人这么多的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应该唰唰唰地上涨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权威数据称，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其中30%来自中国。 毫无准备的中国人，以与财富增长同样的速度迷失了方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主流新闻不是社会责任行为的增多，而是各种负面新闻的泛滥：三聚氰胺事件、杭州富二代的酒后飙车事件、某某官员的“情妇日记”、某某教授的学术论文造假……每天的舆论都充斥这些龌龊的事件，我们突然发现，靠包装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堪称卓越的企业越来越少；靠炒作速成的名人越来越多，苦心修炼的名人越来越少；以金钱为纽带的家庭越来越多，相濡以沫的感情越来越少；书越出越多，学术却越来越少。中国人在暴富之后，恶性循环似的迷失在了更多更怪异的欲望河流里。 当财富像雨点一样洒下来的时候，中国人，该怎么办？ 企业暴富 赚把钱就死 2009年10月30日上午9点25分，中国证券史上数目最多的一次新股集中上市交易：创业板开市钟声敲响，28只新股在受到市场猛烈追捧的同时，宣布一次性诞生了上百位亿万富翁。数据显示，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资产达10亿元以上的富豪总共有13位。乐普医疗的发起人之一、第四大股东蒲忠杰个人账面资产已经高达38.32亿元。截至5月5日，7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迅速催生了313位亿万富翁！ 但是，即使在创业板未开市之时，公众就对这些即将暴富的企业抱有极大怀疑：富裕是富裕了，但这些企业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探路者以松散的加盟体系维系销售链，引起加盟商的极大反弹（见本期“商界警示录”《情断探路者》）；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公司靠天吃饭，特锐德仅仅为关联交易而产生，成长空间极为有限……这样一批所谓的“未来之星”，我们怎么能希望在其中能产生思科、微软这样的优秀公司？ 我们不得不感叹资本市场的神奇。最近几年来，通过资本市场的溢价完成一夜暴富的如过江之鲫。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人们既羡慕、憧憬，又怀疑和期待。从来没有人想过，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似乎总是能赶上集体暴富的好时机。 先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从物质极度匮乏中释放出来的巨大消费能量，使大量个体户在这一时期呈规模性的诞生，并迅速被催生成暴富的民营企业。 而政策留下的缝隙，形成了第二波民企暴富潮。双轨制运行下的价格利润差，国企大规模改制中的国有资产转移，倒买倒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这是民营企业的起步期，也是民营企业最黄金的暴富时期。 第三波暴富潮源于房地产泡沫。在我国私营经济腾飞之时，住房改革全面推开。房价快速上涨之时，我国首次出现了靠房地产而发财的亿万富翁。这是我们社会富翁升级的时期，也是我们社会首次出现世界级富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屡屡出现富豪榜排名中房地产大亨密集上榜的现象。房地产泡沫也带来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如温州炒房团及深圳、上海部分个人炒房者。 第四波暴富潮来缘于政府补贴与扶持下的国企高管和个体项目。政府腰包鼓了，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了，国企于是首次出现了泡沫效益。与国际接轨，使我们国企负责人首次出现了百万甚至千万年薪的世界纪录。同时，农业与养殖等其他产业也成为政府大力扶持对象，修建一个万头猪场的固定资产补贴竟然达到150万元，有人仅仅投入10万元搞养猪业，在政府扶持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三年就资产过亿。 第五波暴富潮是资源性开发。典型的是煤老板和一些其他的矿主。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源性原材料大幅涨价，煤、铁、铜、铅、锌等矿产价格暴涨，煤老板成为中国独特的暴富现象。山西、贵州成为煤老板扎堆的地区。 第六波暴富潮来源于资本市场。这是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阳光最没有原罪的暴富。大量的上市企业，通过没有规范的溢价，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钱像下雨一样落到了面前，迷失在所难免。 记者所接触到的煤老板，无一例外地都在谋求转型。煤矿生产的危险性、不可持续性，以及财富像潮水一样奔涌来时，这些企业无所适从了。贵州一个煤老板买了一架飞机，成天在煤矿上空转悠着玩，后因航线管制而被迫停航。我们屡屡见到新闻里山西煤老板一掷数千万购买悍马、奔驰等豪华车，而且一买就是一个车队。 迷失不仅仅体现在煤老板身上。通过上市募集了近2亿资金的某科技企业，因为投资方向变化，6年时间里仅花出去25%的资金；某垄断企业，购买一个大厅吊灯就可以豪掷数百万元；房地产泡沫下的地王频频出现，不顾成本和市场走势，拼命拿地囤地，使整个地产泡沫越堆越高，终于迎来了史上最激烈的宏观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