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我们从宏观层面说起。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EU)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这片被鲜血浸染过的大陆上，欧盟在没有摧毁爱国主义的情况下，成功埋葬了历史上最极端的仇外民族主义。欧盟机构的约束性争端解决，为其赢得了认可，这种机制通过在数量空前的敏感领域分享主权，实现了主权的转变。这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它比联邦差一点，但比同盟多一点。 这一切是远见和务实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时国家层面的决策必须服从于欧盟的机构和法规（所谓的共同体方法），有时则需要通过政府间协议来解决。 远见为欧盟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那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历史性和解。1984年赫尔穆特8226;科尔(Helmut Kohl)和弗朗索瓦8226;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访问凡尔登公墓，就是一种信号的突出例证，即政治一体化不仅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也能通过宽容大度的外交姿态来实现。但那种远见在多大程度上想当然地以为，国家界线与民族身份会逐渐模糊甚至消失？关系日益紧密的政治联盟描述的，究竟是一个联邦国家还是一个超级国家？ 混乱不清和蓄意掩饰增加了这场根本辩论的复杂性。一些政治领袖的结论是，朝着更接近联邦体制的结果前进，最好的方法是采取“祖母的步调”。在政治上向前迈出一步，如果选民们没有察觉，就把已经获得的成绩当作出发点，再迈出下一步。这种做法有损欧盟的声誉，而且让选民们觉得这是一个精英主义阴谋。 现在的危险是，远见——大跃进的简称——会被当作解决欧盟问题的手段，而务实的改革将被批评成目光狭隘和不够充分。事实是，兜售给我们的远见往往是过时的、无关的、不切实际的。而我们需要务实、常识和真诚，以跨越言辞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认为欧盟事务的民主合法化取决于成员国，并不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德国对待通胀和审慎公共融资的态度是由其历史和社会文化造成的；法国在工业政策上的立场亦是如此。英国对待议会主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因此，针对自命的“远见者”偶尔表现出的两种抱负，欧洲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经济政府，也不会实施统一的对外和安全政策。 务实者会以不同方式处理欧洲的主要问题，有时通过共同体方法，有时通过政府间安排。本质上讲，两种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在具体情况下，哪种方法效果最好。 今天欧洲的苦难是从人们对欧元区的信心危机开始的。当然，应对这个危机需要对国家经济管理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还需要有执行得法的规则来管治表现。但除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之外，今后还存在更大的担忧。
欧洲于2000年在里斯本制定了一个战略，到2010年要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体。第一轮努力失败后，最近欧洲又重申了同样的野心，这次时限定在2020年。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增长率也远远低于竞争对手，我们面临的前景是，欧洲占世界贸易及产出的比重很快会迅速下降。我们会发现在高科技产业竞争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问题都需要强大且富有策略的政治领导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同时实现高就业和高生产率——目前欧洲只有荷兰做到了这一点。据称，欧洲的政治领袖们说，他们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只是不知道如果自己真的这么做了，又要怎样才能当选。现在是时候展示伦敦出租车司机所说的“勇气”了。 第二类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要在对外和安全政策上拥有全球影响力。被美国人称为欧洲“非军备化”的战略，导致国防支出不足且配置不佳。此外，有些国家不愿承诺参与有风险的海外行动。 这也是历史的产物。让我放弃外交辞令直言不讳一番：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过去常常抱怨德国在军备上投入过多。现在的抱怨正相反。要使欧洲在地缘政治方面扮演更大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和英国能共同发挥多大作用。 第三个问题指向欧洲的角色（超越那个被美化了的关税同盟的成就）。通过示范和扩张，欧洲促进了周边的稳定。任务尚未完成。在巴尔干半岛，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事关欧洲存亡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 今天的联邦同盟支持者提供了怎样的叙述？难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前景：为了追求一种依然模糊不清、性质不明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难以置信地放弃本国的国家问责制？那还不如欢迎一个经过改革的、民主、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加入我们的联盟，这个国家将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能源中心、也能成为欧洲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积极贡献者。 欧洲越早关注未来的这个世纪，而不是留恋欧盟机构创建、欧盟理念最初成型的那个世纪，就能变得愈加繁荣、有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彭定康勋爵是牛津大学名誉校长。他曾经担任保守党主席、内阁大臣和欧盟委员会专员。 译者/管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