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CFPA的小额信贷，一般是以村为单位集中收放款。放款时由县分支机构派专车送款，收款时则由信贷员单独上门服务，并于当天或次日上午存入当地信用社。由于对贷款农户采取的是分期还款方式，所以，信贷员每天单独收款总额一般不会超过1万元，加上当地农民把信贷员视为“财神”处处加以保护，因此，至今未有项目资金丢失或被盗抢的恶性事件发生。段应碧解释说：“CFPA小额信贷的做法，在商业银行那里是行不通的。CFPA的方法在于，资金买卖过程中信贷员相当于经纪人，在家门口挂个农户自立服务社的牌子，把CFPA的钱贷给农户，然后再收回来，最后从CFPA的项目公司获得一定利差比例的收益。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信贷员都是当地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工作时间完全跟着农民的作息时间走，没有城里人上下班的概念。这是商业银行很难做到的。” 机构财务平衡 由于CFPA在县设的分支机构人员较少，包括负责人，财务人员和信贷员一共也就10～15个人。信贷员吃住在自己家里，平时都在走村入户，不需要专门的办公地点，在县城也只要三间办公室就可以。而且CFPA的项目资金都是存放在当地银行，收款后也是充分利用当地的金融机构进行转账，节约了许多安保成本。因此，CFPA的总体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每开设一家分支机构的启动经费只需10万元。目前，CFPA最大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息和人工成本，而这些成本都是直接与员工的业绩紧密挂钩的，只要信贷员的业绩好，县级机构就能实现自我可持续。现在，新开设的县级操作机构一般在运行两年后就可以实现自我财务平衡，收入覆盖支出。段应碧对《国际融资》记者说：“我们的要求是，CFPA不能赚钱，但要让信贷员赚钱，要覆盖成本，包括贷款农户的意外保险。贷款利率控制在12%以下，盈利控制在2%以下。如果CFPA的目标是赚钱的话，就会变质，变成小额贷款公司，哪能赚钱就往哪里贷了。” 模式易推广复制 经过15年的探索与实践，CFPA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小额信贷实践经验，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并形成了一整套信贷、财务、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和风险控制手段，基本具备大规模快速推广条件。按照CFPA目前的工作能力和流程要求，如果资金充足，完全可以在三年时间内将这种可持续运转模式推广到中国的100个县。段应碧说：“现在我们就在支持海南省的信用社运用CFPA小额信贷模式推广农村扶贫贷款。” 身份不合法：大规模推广将面临旧机制的阻滞 段应碧认为，解决农村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只有走公益性的小额信贷机构这条路，别的路很难走得通。如果CFPA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实行股份制，募集一般的社会资金来投资的话，就很有可能变味，变成一般的小额信贷公司或者乡镇银行，而不再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只有财政给我们出资本金，我们才能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控制现在的结构，以保证扶贫小额信贷不变味。”段应碧说。 段应碧表示，“如果财政部拿出两个亿作资本金，那么，政府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可以使我们从银行贷出4个亿的资金。这样，CFPA的小额信贷就可以再覆盖20多个县了。如果财政部拿出十个亿作资本金，CFPA的小额信贷就可以扩大到一百个县。” 但是，CFPA摸索出来的为穷人提供金融支持的小额信贷模式，虽切实可行、成本低、不良贷款率几乎为零，且贷款利率比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低一倍，仅为12%，但是，他们的做法很多都是与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冲突的。 最大的冲突是与银行管理条例的冲突。按照现行的银行管理条例，基金会作为社团法人是不能从银行申请贷款的。为了规范项目运作和筹集更多项目资金，根据银行的建议，CFPA成立一家全资拥有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但是，这与银监会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在县级注册，且CFPA的股份不能超过10%又是相左的。如果CFPA在项目县注册小额贷款公司，势必会大大增加运行成本。段应碧指出：“CFPA在2005年前就已采用过这种模式，其失败的结果已经证明，在县级注册独立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将导致管理的困难与混乱。而社会股东的加入所带来的逐利本性不可能不影响甚至会改变CFPA一贯坚持的扶贫方向。其结果，不仅目前的12%贷款利率不可能覆盖成本，而且县域内最需要帮助的15%左右的穷人也无法得到金融支持。 事实上，CFPA的中和农信公司与现行的其他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完全不同，是专门为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而一般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和农村大户服务的。CFPA的中和农信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要公司收入能覆盖银行贷款利息和基层机构的操作成本就行，而公司总部费用主要由基金会来承担。但是，一般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是一定要赢利的。 目前，CFPA已形成了比较完善、适合中国农村特点、可以大规模推广和复制的小额信贷运作模式。尽管各试点地方政府对CFPA小额信贷运行模式和效果非常认可，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扩大项目规模和试点范围；尽管国务院扶贫办、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派人实地考察，对CFPA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扩大试点，但是，由于CFPA及下属小额信贷机构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经验不完全符合现行的金融业务管理规定和政策体系，因此，至今尚未能得到监管部门发放的正式金融业务执照或许可。这严重阻滞了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推广与复制，使他们在试点过程中越来越多地碰到工商、税务和金融等各监管部门的质疑，也无法享受国家有关针对支农贷款的扶持政策，如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另外，在申请商业银行批发贷款方面也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长期以来，中国惠农金融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城市金融一片莺歌燕舞，也有媒体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声疾呼。那是因为有太多的创新型的优秀中小企业该拿到贷款而真的拿不到贷款。但是，农村金融严重缺氧的现状，使得媒体根本无力去为贫困农户贷款难呐喊。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谁在关心他们？谁有能力关心他们？我们曾经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感动，因为尤努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建立了一家彻底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 CFPA的小额信贷模式比尤努斯做得还好，但却比尤努斯做得更难。因为中国现行金融监管制度是为城市金融服务设计的制度，与农村特有的现状之间存在着严重不适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为市场不断推出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既然CFPA的小额信贷模式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既然这是一个惠及中国农村一般农户与贫困农户的扶贫工程，那么，能否将CFPA的小额信贷机构确定为农村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机构，给他们合法的身份，以便继续探索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为贫困农户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小额贷款，并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运营。 段应碧会长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穷人是需要贷款的，而且穷人也是讲信用的。”
他还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恰如其分：“农村贷款难长期存在，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了。按城市工商业制定的现代金融制度，不符合农村的情况，所以就很难为农村服务，很难解决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贷款难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创新，建立起既符合现代金融规律，又符合农村特点的新型体制。” 段老的“三农”情结 段老已是70高龄的人啦，但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把他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理论变成一种实践，为农村扶贫、农民富裕做一件有意义的实事。 段老说，他是农民出身，当过农民，这一辈子的工作又都和农村打交道。从1963年他从四川财经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5年，虽然他的工作单位在不断变化，从中国农科院到农业部、农林部，再到国家农业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到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他的工作性质始终没离开“三农”。 1993年4月，段老被调到中共中央财经办公室工作，当时中央成立了两个领导小组，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这两个领导小组一个办公室。段老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办公室副主任，并中央农村办公室主任。自1993年起，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都由他主持。由于长期与农村工作打交道，段老与“三农”结下了难以割舍地真挚感情。在他心里，农村发达了，农民富裕起来了，他才会感到欢喜。 他从农村领导岗位退休下来后，不愿意去那些名声大的机构当顾问，而是选择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愿意在这里做个义工，多多少少再帮农民办点儿实事。”因为在他从事农村政策研究领导工作的十几年间，他觉得最失败的就是农村金融这块，那时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都在写怎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但每年都没有什么效果。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一直在思考。 当他投身到扶贫第一线的时候，当他行走于山水间，拜访农村贫困农户的时候，他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找到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金融，不符合农村的特点，中国现代金融制度是按照城市工商业社会设计的，不是按照农村情况设计的。”他这样说。那么，能不能根据农村的特点设计一套针对农村的金融制度呢？他把思考带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扶贫项目的实践中。他抛开了现代金融体制的束缚，完全按照农村农户的特点来设计创新一种新型模式，慢慢走出了一条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模式符合农村的情况，但却不符合现行金融制度的规矩。虽然不合法，但确实给农民做了实事，事情做得又出彩。于是，矛盾之下，只好先备案，就相当于知道了，没说法，先搁着等。段老说：“我是想通过小额信贷运营模式来调整我们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来完成我过去没有完成的事。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做出来之后，法律才能跟上，空想是很难办成的。中国的农村金融应该是既符合金融规律，又符合农村特点，而现在这套金融体制在农村行不通，没法做。我现在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这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办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让小额信贷更多地惠及贫困农户。”（李路阳 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