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庄 健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中，以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同比增幅看，一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逐季走高、“V”字形复苏的良好态势。然而，面对接近12%的GDP增幅和日益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也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已出现过热？宏观调控部门是否会转而采取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 笔者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各项需求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势头，经过努力，今年中国经济应能实现9.6%左右的GDP增长，而季度间则呈现“前高后低”的运行格局，当前并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 从外部环境看，虽然近几个月欧洲经济的复苏受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加之近日高盛涉嫌金融欺诈又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抹上了一层阴影，但和去年相比，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应是大概率事件。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亚洲发展展望》预计，2010年这三大经济体的增长将分别为2.4%、1.1%和1.3%。尽管在全球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现象，但伴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世界贸易形势会明显好转（预计从去年的下降12%转为上升7.1%）。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1月1日生效，也将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贸易形势的好转将促进中国商品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0年中国的出口将增长13%左右。另外，由于国内需求旺盛和全球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2010年中国的进口将快于出口，预计增长14%左右。与2009年相比，2010年实际净出口将出现增长，并对GDP增长略有正面贡献。 从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看，由于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V”字形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主导投资的贡献，今年一季度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多的是由于去年“低基数”原因造成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没有实现以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拉动为主，因而经济还没有出现过热，应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为了避免过度投资可能造成的问题，政府需要对扩张性政策的具体内容作适当调整。如政府已明确表态，要着力控制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的投资项目，遏制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势头，对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控制措施。但从总体上看，今年的财政预算安排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将以“稳定币值”和“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两大主要目标进行操作。因而，宏观调控还将是适度宽松的。 从内需角度看，尽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降低，但仍将较为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提高。从中央财政预算的角度看，今年新增的财政刺激资金比去年还高13.6%，去年开工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今年还将继续实施，列入计划安排的诸多民生工程项目还将加快进度。如考虑到去年以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将刺激地方制订庞大的投资计划和最近国务院关于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得到落实，地方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获得新的动力。尽管受新开工项目减少和有所收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比2009年有所放缓，但预计仍将增长25%左右，对全年经济增长的贡献达59%左右。 由于今年以来部分地区已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回升势头强劲、企业的效益得到改善，将有利于职工收入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政府用于医疗、教育、养老方面的支出增加，消费者的信心持续增强，预计今年居民消费增长率将从2009年的9%提高到12%，消费对全年经济增长的贡献达40%左右。 考虑到去年一季度GDP增速最低,随后逐季加快的特点，今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上半年较快、下半年减缓的“前高后低”现象。 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风险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运行还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不仅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争端激化和国内需求不足的下行风险，也面临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加剧、通胀压力增大的上行风险。从全球角度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包括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的购买力恢复缓慢，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还要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国家里去寻找。然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导向，因而确保世界贸易全球化、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就显得极为必要。然而，部分欧美国家出于自身的考虑，采取了许多隐性的“主义措施”，并刻意把本币贬值而要求亚洲发展中国家升值。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从而给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负面作用。如果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的外贸出口必将再次出现滑坡，拖累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从国内角度看，去年一年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提振了信心，政府主导的投资和鼓励消费的政策部分抵消掉了外部需求疲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带来地方债务负担加重、通货膨胀预期增强、资产泡沫逐渐吹大的问题和隐患。如果不对原有的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就有可能导致投资过度和投资过热。如果贷款长期快速增长，不仅会导致通胀率高企、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猖獗，也会加大地方政府盲目上投资项目的风险，从而侵蚀银行资产，导致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如果不提前对这些问题采取灵活的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拖到最后将会被迫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措施，造成国民经济的“硬着陆”。 调结构挑战严峻 在中长期中国经济将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峻挑战。
全球经济衰退及工业化国家的缓慢复苏，降低了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可能性。尽管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扩大公共投资和货币扩张是有限度的，要保障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需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供给角度看，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拉动，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增强。服务业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巨大潜力。2008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在GDP中占42%，从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占35%，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亚洲国家。然而，要想挖掘服务业的潜力，就需要进一步降低门槛、向私人部门开放更多的领域，就需要对各种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完善监管框架、调整生产激励、改革劳动力市场，以及增加教育和培训投资等。 从需求角度看，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待提高。重视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并提高人民对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支持。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滑，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受到了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刺激消费就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医疗和保障住房等公共产品，并继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现有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下降了15.8个百分点，说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潜力巨大。 从可持续的角度看，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劳动力、环境、资源的大量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需要增强。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能耗高、对环境不友好，不具可持续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更加依赖技术、创新和技能，因此需要增加对研究和开发投入，而中国目前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低于政府设定的目标。同时，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需要加大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力度。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