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人均收入最终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在决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诸因素当中，教育是最关键的。
教育有三项社会职能：核心价值的灌输，生活技能的传授，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开发。生产越是知识型的，就越要求知识劳动者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后者，在康德的论述里，称为“反思性判断”的能力，它使我们能够将一项新的个别经验纳入一个新的概念。这种判断力极大地缩短了我们认识新事物的时间，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使我们能够迅速地从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概念。 知识型生产的特征是，“个性化”（量身定制）的产品和劳务。个性化，它要求商品依每一种“个别经验”而提供最多的适用性。对生产者而言，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能力——对重要性的感受与判断。这是知识社会的大趋势之一，即便生产者仍追求标准化的产品供给，随着消费者审美疲劳的迅速扩散，标准化产品的销售额将迅速下降，而那些有能力采购或重组多样化和个性化产品的零售商将占有更多市场份额。统计地，商品需求总额在各种商品上的分布，不再是典型的正态分布而是所谓“肥尾”分布——即在同一市场内同时存在着对许多不同商品形态的足够高的需求。 教育的生产功能，在教育的消费功能和其他功能之外，于是必须转型——从面向标准化的生产过程转型为面向个性化的生产过程。既然如此，教育的主要内容就不应是知识的传授，而应是学生对重要性的感受和判断，也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开发。 关于幼教（早教）的重要性，教育学家很早就达成了共识。一般而言，儿童在（3岁以前）获得语言能力之后，便进入情感发育时期（3岁至7岁）。这一时期的教育，最应关注“合作”与“社会认知”。这一阶段也称为道德情操的“学习窗口”，如果错过这一窗口，学习成本将特别昂贵以致行为主体毕生难以学会与他人合作。所以，中国民间的看法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一阶段应以德育、美育、宗教等内容为主。 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重要阶段，当然是正规教育，即7岁至18岁这一时期。如上述，这一时期是逻辑脑的发育时期，教育的内容，尤其在10岁以后，于是应包括逻辑训练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基于学生社会交往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目前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教育者们，普遍尚未获得足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于是他们只是普遍地遵循旧体制的知识传授而不是知识批判的教育方法。 如果学校的正规教育无法提供适应现代生产的知识劳动者，那么，不难想象，教育的职能就只能由企业承担，尤其是知识存量大的企业。事实上，在西方或香港这样的市场社会里，“在职培训”是劳动者最重要的晋升途径。 教育，贯穿始终的，是劳动者的身体训练。虽然，我自己并未想清楚，如西方人那样强调体育训练，还是如东方人这样强调心性修养。或许，最好有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身-心-灵”的修炼方式。我在东北财经大学主持的行为金融实验班，也正尝试这一类型的教育，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最近发表的作品，如丹尼尔·莱昂斯所著的《乔布斯的秘密日记》和柳传志的文章《要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与上述议题密切相关。它们带给中国教育的启示是一致的：未来的中国制造——如果它还有未来的话，必须以改造我们的教育为前提。而新的教育的基本路线，我相信，是“问题导向的”而不再是“教科书导向的”，是跨学科的而不再是官僚化的，是以开发学生和教师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为主的而不再是以培养学生的考场竞争力为主的。柳传志那篇文章的新异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中国民营企业可能有重大地不同于西方企业的形态，它既不同于第一代民企的家族形态，又不同于西方大企业的公司形态，它的生命力的源泉，是一批以企业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知识劳动者，犹如“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那样。 这里需要继续探讨的重大议题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才可能造就这样一批知识劳动者？西方公司高管人员持有企业期权，但期权激励有效的前提是：充分发育了的资本市场以及这些期权潜在收益未来兑现的高可信度。这两项前提，目前在中国社会，似乎都不具备。不过，如柳传志文章所说，期权激励在西方社会也存在诸如“行为短期化”这样的治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