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认为，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好好地思考，30年来我们所依赖的增长方式是否可以持续带来增长，下一个30年我们必须做出的转变是什么？为此，我写了一本书《中国企业的下一个机会》。但很可惜，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因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努力所带来的持续增长让人们忘记了最需要思考的是什么！然而，如果不做出必要的思考和调整，我们事实上还处在危机中。
1978~2008年，中国最重要的是经历了四个主要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用30年的时间来实现西方用300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历程，让中国在短短的30年间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并影响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和政治。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我看来，中国30年来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力在于以下五点：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3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率之高和攀升之快速举世罕见，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第二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统计显示，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增速两倍于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第三是市场经济制度和企业的逐步发育成型。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第四是政策因素的重要推动作用。具体说来是四个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费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在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五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非国有经济投资就能持续增多以及外向型经济的新突破等等都在推动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我们30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中政策和资源占据了根本性的地位，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政策到位，政府发挥了很好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政策和资源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被用光，继续依赖这些已经不行了，必须转变增长模式。 这让我把眼光转向美国，希望了解美国所依赖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因为在现代的历史中，能够持续超过30~40年繁荣的地区被公认的是美国和中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中国是依靠政策和资源驱动增长的时候，更需要了解美国依靠什么持续获得增长？ 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持续增长的原因的时候，管理大师德鲁克写了这样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杰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发生在美国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带有冒险家的意思。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曾经这样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的时候，也就了解到德鲁克所认为的美国持续增长的缘由是“创新”与“效率”，这和我们驱动增长的动因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美国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但是对于创新和效率的追求会让美国摆脱危机的效果也许会完全不同于我们，而这正是我特别强调的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处危机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也曾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关系紧张所带来的所谓“增长极限”问题。跨越这一极限、消除这一极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构建新型工业化，从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中获得增长，如果不能够寻找到这样的增长路径，我们依然处在危机之中。
假如因为我们拥有辉煌的过去，而错失了未来，那才是真正令人可悲的事。这是查尔斯·汉迪的警示，也正是我所想表达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