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3年的金融动荡已经让人们对一些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确定性产生了怀疑。央行独立性就是其中之一。在2008年以前，人们认为，央行应该不受政治的影响，应该被赋予控制通胀的职权，任由它们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货币政策。很少有人怀疑这种观点——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2010年，这种观点看上去既不可取又不现实。各国政府和央行宁愿回避对这个敏感话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但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央行是否应该凌驾于政治之上，成为一个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的问题。
就此而言，这个问题是一个例外，因为你阅读的有关“经济学危机”的文章大多都是在胡说。当然，金融监管需要加强——但不必为此改变任何范本。“亲市场”的正统理论暂时会受到更为谨慎、更充满歉意的质疑，但即便是最直言的批评家也只是希望对它进行调整，而不是彻底埋葬它。 然而，央行独立性的确是一个信条。抵制加强审计要求的美联储(Fed)和处在援助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压力下的欧洲央行(ECB)坚持认为，它目前仍然是一个信条。但它们过于肯定了。事实证明，两家央行都愿意应财长的要求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操作。这不是央行独立性过去的涵义。正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这种观点已经失效。 该观点自始至终都存在问题吗？标准的论点分为两部分。首先，就长期而言，你不能通过推升通胀来促进就业。因此，既然低通胀是件好事，你不妨容忍它。其次，短期会有一个取舍：在一定时期内高通胀可以促进就业。聚焦于下届选举的政客们可能会利用这一点。长期结果将是没有任何就业好处的高通胀。要获得正确的结果，需要政府将控制通胀与政治隔绝开来。其中的逻辑总是令人起疑。为何给予货币政策这种特殊地位？你可以就财政政策提出类似的观点。美国宪法平衡预算修正案的理由就是这样提出的；同样还有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无论结果如何。最近讨论的欧盟(EU)对各国政府预算赤字的监督，目的是对抗国内政治干预。但问题是明显的：净财政余额不可能与逐行的税收和支出细节分开——这些决定本身就很政治化。 人们认为可以将货币政策分离出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似乎较为简单：你只需控制利率就好了。但如果爆发危机，货币政策就变得复杂起来。定量宽松政策彻底抹去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当央行援助陷入困境的借款者（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时，它们就让自己陷入了违约风险：这又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财政政策。此类干预举措包括谁将受到保护和谁将出钱的选择——它们都是（或者应该是）政治选择。 最根本的是，一开始为何不让政治家介入通胀和产出之间的短期权衡？因为他们会把事情搞糟？让我来算一下政治家可能把事情搞糟的那些招数。为何不把所有政策领域都交给未经选举、据信目光远大的专家团队，而只让政治家（如果真的需要他们的话）承担监管角色呢？ 民主国家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支持央行独立性——尤其是现在。要让理由成立，就必须视情况对成本和利益进行权衡，而不是只考虑基于原则但最终站不住脚的巨大差异。 平常时期，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容易与政治相分离，而且保持一定距离有好处。人们可以这么说。但这种有利地位取决于周边环境和特定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独立性只能让步——而且也会让步，因为央行必须屈从于这种时期的政治要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担心侵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独立性的经济学家是正确的。当央行让自己听命于财政部长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它们不可能置身事外——正如欧洲央行试图做的那样。原因在于央行独立性简单模式往往忽视的一点：政府其它部门没有财政能力。 出于不同的理由，美国和欧元区的资金供应在关键时刻都曾陷入停滞——在美国是由于国会不愿以所需的规模和速度投票赞成投放资源，在欧元区则是由于跨境财政转移存在困难。各国政府未能推出足够的刺激方案，或及时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影子银行。日常负责财政政策的立法机构和财政部门都失败了，因此央行不得不介入。 这将央行独立性置于何地？或许，正如其它受到挑战的正统理论一样，调整而不是废除这个理论是有理由的。央行应该避免完全听从政治指挥。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有时它们必须打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以及分离与合作之间的模糊界限。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自然之举，其他说法都是虚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