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中外美术史，凡是能被后人崇拜与敬仰的艺术家，无不是因其创造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不朽之作。其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而流传下来，也使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艺术名家。试想一下，一个没有名作的“名家”，即使暂时博得虚名而哗众取宠一下，但终究还是要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 什么样的画称得上名画名作 每当我们谈论起历史上著名画家的时候，往往对画家本人没有太多印象，但对其笔下的作品却是历历在目。像提起达·芬奇，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样不朽的画作；提起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中法国七月革命的号角仿佛就在耳畔响起；提起委拉斯开兹，《教皇伊诺森西奥十世》那威严的形象便会出现我们心中。另外，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莫奈的《日出印象》、梵高的《向日葵》等等。 不仅是在海外，在中国——这个极具文化底蕴的国度中也不例外。如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北宋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以及清代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正是由于这些不朽之作的传世，才使得创作者们得以在人们心中永存。 正因如此，判别一名伟大画家的标准，就需要看他是否有传世的作品流传于世。换言之，只有伟大的作品，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名画名作呢？首先，作品本身要体现艺术的创造性，也就是说画作中要体现出画家独有的个人风格和表现手法；其次是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的时代性，一副画作能不能体现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或情感诉求，是判定其价值的关键；最后，一副传世之作的诞生，还少不了当时社会的认知基础以及良好口碑。一副传世的名画，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穿越信仰、种族以及时空的差别；其深邃的内涵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历代名作虽然诞生的时间不同，但是它们同样可以得到各个时代人们的共鸣。 所谓名画名作，一方面其价值体现在作者本人的绘画功底上，有价值的画其作者的绘画功底一定是精湛的，是超凡脱群的，最起码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显得与众不同，这样才会受到关注。其次，光有精湛的水平也是不够的，还要在画面上体现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也就是说要托画言志，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一种有高度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比如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它的价值就在于用新颖、深刻、抽象的表现手法将残酷的战争诠释得淋淋尽致，把战争的发人深省剖析开来给人看，这种影响是可以穿越肤色、穿越种族、穿越时空间的，是有深刻的历史高度的。如米勒的《晚钟》，虽然表现的是两位普普通通，穿着朴素，也许并没有什么高学历的勤劳农民，但是他们脸上那种对于上帝的虔诚，那种对于平凡生活的热爱，被米勒用饱含着感情的笔触描绘出来，用其影响力和感染力诠释着价值的内在。 另一方面有些作品之所以成为名画名作，是因为它所要表达的内涵是永恒的，虽然诞生在那个时代，但是也同样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共同追求的大主题，配合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上画家主观的表现提炼，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便被称为名画名作，因此它有着深远影响。 被误读的“名作” 我们应该承认，某些近现代中国绘画由于创作者缺乏发自内心的“创新、变化、多元和包容”的现代艺术理念，长期以来自身创造力不足。而在向西方艺术的借鉴学习方面，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只是停留在一种风格化的表面模仿阶段。艺术的现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虽然它可能会消解传统艺术的既定形态，但在今天的艺术创造中，一旦缺少现代精神，那么缺少名作的诞生也是必然的。 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不成熟的作品，会被人们误认为是“名作”，现在看来这是不恰当的。 如徐悲鸿重要的油画代表作《田横五百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品采用了欧洲写实绘画技巧，画面场景虽然宏大，但是由于在创作过程中人物群像均由单体摆放拼凑而成，因而作品缺乏整体节奏感和内在关系的呼应，主要人物比例失调，马足细节造型别扭，这些问题显露出作者造型基础和表现力的薄弱。同样问题还出现在徐悲鸿的另一幅油画代表作《徯我后》中，无论色彩语言表现，还是空间造型组织，都属于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初级阶段，没有创造性，更谈不上发展。所以，此类作品虽是画家自己的代表作，但不可能成为具有真正艺术价值和高品质的传世名作。 中国自元代以后兴盛的传统文人画，其中不少作品为文人墨客的即兴或墨戏之作。文人画的梅、兰、竹、菊、高山、隐士等题材，不再是自然景物的单纯再现而是君子形象的化身，或孤傲，或清雅，或高风亮节，又或淡泊名利。文人借描绘之景物写自身心灵感受，抒发他们内心的情绪。然而由于题材数百年不变，使得原来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梅、兰、竹、菊等，只留下了笔墨技巧的“梅、兰、竹、菊”，画技墨趣在画面中反复被摆弄，缺少具有时代精神和创造力。 如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许多现当代画家，流传作品不少，也具有强烈的个人表现风格，但这种符号化的笔墨构成，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不断被复制或移位再拼接，因此题材雷同，内容雷同，技巧雷同，思想雷同，在人们的脑海里的似乎有虾、有蟹、有树、有石等等笔墨特色各异的表现，但却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哪幅作品上，从而也没有留下多少具有真正代表意义的名作。 近现代名作屈指可数 近年来，在国内艺术品买卖的交易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不以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和水平来决定价格的高低，而是以作者本人的官位大小或社会名气大小来制定价画。官位越大，名气也就越大，画价自然也就越高，但却产生不了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产生名作。还有一些比如以画马“著称”的、画驴“著称”的、画牡丹“著称”的所谓“某某王”等，作品本身毫无创造力，形式上抄袭，技法上临摹，也被称之为“名家”。更还有社会上一些与书画不相干的所谓“知名人士”的游戏或消遣之作，居然也被称之为“名家”作品，误导了群众的艺术欣赏。
在近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真正的名作可谓屈指可数。比如李可染的人物和牧牛题材的作品，艺术表现平平，没有大的发展。而他的山水作品《漓江》、《井冈山》等，可以认作是名作。这些作品脱离了笔墨相袭的传统程式，或在大山大水中增添和强调了现代的光色效果、或采纳了以前未有的题材，对中国水墨画表现形式进行了创新，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代中国绘画领域，吴冠中的水墨巨作《苏醒》、《高粱》，也可称得上是名作。虽然许多人对他的艺术有争议，但他的作品不拘于条条框框的约束，不拘于已有的风格，能够展现真情实性，既保持了中国传统的人文诗意，也阐释了当代人的情怀和精神面貌。因此，吴冠中及其作品将在美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后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