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将金融衍生品交易纳入风险治理是大势所趋，公司治理必须克服自己的软肋，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文/张华强 股指期货交易业已开盘，但并没有出现意想中的火爆场面，开户者相当谨慎，除了私募套利，鲜见实业法人开户，与股指期货仿真交易火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此前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频频受挫是公司治理的“麦城”，那么对国内股指期货的谨慎并非公司治理突紧，而是自身没有准备好。看来，要想迎来股指期货的“春天”，须待公司治理主体意识的觉醒。
套期保值属于风险治理的范畴 金融衍生品的应运而生，原本出于规避风险的概念，尤其是套期保值功能设计的初衷就是用来进行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尚未完全摆脱的金融危机虽然因它而起，却是对其设计初衷的背离。如果说在资本市场上金融衍生品必不可少，那么我们必须对这种背离进行扬弃。 一般说来，金融衍生品期保值功能的交易思路是对正常经营的逆反，是我国古代计然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思想的现代版，只不过分成了实体经济与股指期货两套体系。当管理认为赚钱的时候，套期保值恰恰需要将交易设定在不赚钱上 ；当一种产品被一路唱多的时候，套期保值就需要去做空。这种“对赌”所产生的对冲作用，有助于减少经营风险。比如养猪，养猪的企业同时做期货，现货价格涨了，企业在期货那里亏一点，但能从猪肉上涨的价格中拿回来；如果猪肉价格掉下来，期货就会产生保值作用。农民有了期待值，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养猪。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参与股指期货的正当性属于风险治理，本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 不幸的是，此前金融衍生品被炒家层层包装，受到管理高层的青睐之后，反而给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这是因为“夏天置裘，晴天备伞”的周期较短。而金融周期较长，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较长并且不确定的周期内，管理者更看重自己任职的当期利益，参与期货交易思路和正常经营一样，直接是为了套利，甚至演变成投机和豪赌。在此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管理者之所以敢于敞开风险的口子，是因为他们认为一路唱多的交易产品不可能出现逆转，结果陷入了炒家预设的陷阱。比如深南电陷入高盛杰润公司的“陷阱”，就是没有想到被一路唱多的石油，会从147.27美元/桶回落到70美元/桶以下。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将期货交易从经营管理者那里剥离出来，纳入治理的范畴是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国推出的股指期货市场，不再具有过去摸石头过河那么多的漏洞，监管表现出外部治理机制的特征。开户门槛的提高，交易投机空间的减少，使得管理者看不到股指期货交易的当期利益，且充其量只能“保值”时，他们也就失去了兴趣。因而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主体的角色，便历史地落在了治理的框架上。如果公司治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很难有所准备。过去的没有准备好，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公司治理难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而股指期货交易谨慎得没有准备好，是因为没有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树立应当成为主体的角色意识，应当有所改变。 股指交易暴露公司治理软肋 不容否认的是，股指交易主体意识的缺失，暴露出公司治理原来就存在的深层次的软肋。一些企业公司治理意识淡薄，遑论公司治理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体的角色意识。 一个时期以来，虽然有不少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制，但是它们更重视股权的归属及其话语权的分配；为了上市和贷款等资质的顺利获准，公司治理的体制、制度设施虽然按规定建立起来，但在实质性地运作方面差强人意，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内部人”的强势面前，公司治理无疑表现得相当弱势；它们能够被动应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还没有学会怎样积极地发挥作用，对于主动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治理似乎匪夷所思。 当然，公司治理在期货交易中的失语也暴露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在软件上没有确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风险治理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在硬件上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缺乏有效的手段。例如国储中心在铜期货市场上的失利，国储中心进出口处处长刘其兵，同时负责国储物资(主要是铜)的套期保值和跨市套利，他所做的空单是否经过授权至今没有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其兵在多空对赌漩涡中偏离了套期保值的轨道，做空根本就是投机。因为中国是铜进口大国，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理应做多；如果做多被套就接实盘，反正我们也要进口铜。否则就需要国家储备局在海外现货市场抛售足够多的储备铜以平抑铜价，造成国内供应紧张。 公司治理理应完成新使命 如果说将金融衍生品交易纳入风险治理是大势所趋，那么公司治理就必须克服自己的软肋，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其在场外看风景，不如尽快做好入场的必要准备。这种准备当然不是纸上谈兵，需要在动态中表现出来，既要学会在“外线”作战，又要学会在“内线”作战。 一方面，公司治理应当重视经营理念的治理，防止管理者再次被金融产品的“掮客”俘获。当企业面临产品成本增加、市场波动的压力时，坚持技术创新，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站稳脚跟；利用期货金融产品套期保值的功能，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术不是道。因此公司治理必须克服管理层中的侥幸心理，在金融产品的“掮客”面前形成一种心理边界，不至于再次在形形色色的包装中误食金融“鸦片”，重蹈深南电、中信泰富那样的对赌覆辙。 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应当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胜任金融衍生品交易主体的新使命：首先要有不做“稻草人”的决心，能够在利用金融衍生品交易这个风险治理工具时动真格的。其次要不断突破自己成长的“天花板”，即克服对企业发展可能会涉及到的金融创新产品或者创新领域的知识局限性。与企业成长的“天花板”不同，突破治理的“天花板”需要具备更多的涵盖范围和前瞻性，解决董事会不懂事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力争与金融创新保持同步。然后才不会被管理者可能设置的关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玻璃门”所囿。这里的“玻璃门”指的是管理者看起来开明，允许公司治理介入金融衍生品交易，但是由于治理受到自身知识的局限和资源限制，可望而不可及，等于被排斥在外。 当然，公司治理要想完成自己的新使命，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发挥好主体作用，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考虑在公司治理的体制内设置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职位和机构，或者将原有的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人员和机构纳入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形成公司治理的“黑客部队”。严格按照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规范进行交易，遵守持仓规模限制、杜绝盲目展期、严禁以个人名义开户，堵塞各种漏洞。同时也要解决好“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将套期保值义务作为一项考核指标，要求管理者在任期内为金融衍生品交易提供一定的资金保证，从而加大企业的抗风险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