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0年的“两会”后，中央发出了严格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信号，然而全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依然让人费解地出现大幅增长，再次增强了社会的通胀预期。 2008年以来，我国以保民生、保增长为出发点，实施了以4万亿为代表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在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另一个方面的影响已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私营部门投资挤出、资源不当分配，同时就业缺乏的相应增长、居民生活质量没有得到同步提高，引发了社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下降的担忧。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面对是否延续经济刺激政策的市场猜测，央行和财政部都表示在没有发现经济恢复的确凿证据前不会轻言退出。但从信贷、流动性收紧的情形来看，中国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态势已相当明显。 在经济内生性增长尚较脆弱的情况下，中国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将引发什么效应？中国应以何种方式退出为宜，从而实现新的均衡发展？ 主持人：本刊记者 郭洪业 讨论嘉宾： 远东控股集团副总裁 /罗时龙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潘敏 建银国际（中国）并购与融资部董事总经理 /郄永忠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 理性选择：“国退民进”渐进式退出 调整政策形式，且战且退的渐进式退出也许是一种适合我国的方式。笔者强调采取“国退民进”方式，即政府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时需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从而保证退出过程中经济平稳运行
文/罗时龙 从2009年10月澳大利亚加息到2010年初我国央行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频频动作；直至４月初东盟峰会声明草案中关于撤回经济刺激措施的明示……系列行动无不表明世界各经济主体正在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然而目前中国是否能够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以及我国在退出经济刺激过程中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是笔者想要讨论的两个关键问题。 尽管从长期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立即转向。经济的发展依靠市场机制，需要企业等微观主体这些内生力量来运行，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只是属于外力。因此当内生力量出现问题无法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时，需要政府外力的推动，但这种外力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运行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主体。因此经济的内生的增长机制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 回顾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其GDP增速达到8.7%，第四季度超过10%，尽管从各经济衡量指标上看我国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但是这些都与政府的投资高度相关。已有的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在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95%，并且银行信贷是大量固定资产项目投资的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显然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方式。可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内生增长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政府的外力还有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经济刺激政策不能轻率地全面退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世界经济普遍回暖、中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各方对经济刺激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担忧也更为强烈，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适时退出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两难的困境，笔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应该适当调整，使其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且战且退的渐进式退出方式。 在关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方式和途径上，目前存在较多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暗中收紧、对外暗示政策转向和加大宏观调控的“三步走”战略；有学者认为“利率”和“资产泡沫”是退出的着力点；笔者强调采取“国退民进”方式，即政府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时需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从而保证退出过程中经济平稳运行。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而竞争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原动力。目前我国民间资本由于受到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进入门槛的限制，投资实体行业的积极性受损，大多转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助长资产泡沫的形成。放开对民间资本的限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打破垄断行业门槛，发挥私人资本的优势，在分散政府投资风险的同时使得市场充分竞争，利用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在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增强实体经济，促使经济利用市场的内生力量平稳增长。 经济刺激政策只是一种外力，其最终目的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目前尽管我国经济出现强劲的复苏，但其内生的动力仍然不足，刺激政策暂时不能过快地退出。调整政策形式，且战且退的渐进式退出也许是一种适合我国的方式。而在退出过程中，采取“国退民进”的形式，利用民间资本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让超常规财政政策优先淡出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谈不上真正的退出。笔者认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退出应选择先财政后货币的退出策略 文/潘敏 本次危机中，我国经济的复苏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退出已成为现实时，决策层势必面临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退出协调的策略选择问题。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同时退出不可能。那么，就存在着一个两种政策退出的次序选择问题。显然，从当前的宏观政策走势来看，我们选择了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策略。 对决策层而言，在经济复苏阶段实施退出政策面临着保经济增长和压通货膨胀预期的两难选择。一般而言，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政策有利于实现保增长和压通胀的平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投资，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趋紧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吸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避免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问题在于，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单纯的货币政策退出能否实现真正的退出？我看不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宏观政策退出。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这种退出策略将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银行信贷的超配为前提的。财政预算资金往往以政府项目铺底资金的形式投入，项目后续资金的跟进则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财政与信贷捆绑运营构成了中国财政政策出动的典型特征，其结果则造成了财政政策对信贷政策的绑架，导致时至今日，欲退不能。 另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央行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也颇受限制。与其他国家仅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不同，本次危机中，中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央行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这两个渠道来完成的。央行能够动用常规性的工具来控制部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对于因对冲外汇盈余增加而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央行和银监会也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比率、重启信贷规模控制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对银行信贷加以控制，但在银行存差较大、流动性充裕、银行信贷行为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盈利和股东回报的压力，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动力机制不会减弱。央行也可以选择加息来控制信贷资金的需求，但加息只会进一步压制民间的信贷资金需求，而对于资金需求缺乏利率弹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相反，加息之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扩大，商业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信贷扩张动力会进一步加强。 因此，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谈不上真正的退出。相反，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组合的政策走势一旦形成并得以长期实施，将会进一步强化现有的以扩大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延误向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时机，并将助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吃政府饭”的动机，进一步降低信贷资金资源配置效率，削弱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退出应选择先财政后货币的退出策略。相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应对政策退出后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更具灵活性。当然，财政政策的退出并非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全退出，而是危机背景下超常规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计划的退出。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计划退出之后，财政政策应及时转向激活民间投资和改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生活方面，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投资，让内需逐步替代外需，最终实现以政府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向民间投资和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转变。 把握好退出的时点与方式 在退出方式上，货币政策先行的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在退出之前，应考虑财政刺激的转向问题 文/郄永忠 当前对世界各国而言，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适时退出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正确把握退出时点，就退出机制中的条件和方式等问题作出合理而科学的研判。 首先，要牢牢把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点的四大条件。 其一，要正确判断经济是否是真的持续向好。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史上出现过多次因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早而导致复苏夭折的案例。如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罗斯福新政取得初步繁荣之后应把扩张的经济政策改为中性。而这些过早的退出货币政策是令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在退出刺激政策前，一定要确认经济是否持续向好，有效防止经济再次探底应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重要前提。 其二，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是否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水准。由于民间投资在危机爆发后陷入低迷，所以宏观刺激政策的重点便是以政府主导的基本投资建设拉动社会投资，从而带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进而改善就业和民生。所以，在研判是否退出经济刺激方案时，一定要考虑社会基本建设是否真的回到危机前的水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经济刺激政策应随着基建投资的恢复正常而逐渐退出。 其三，出口需求是否真的恢复。2008年中国出口占GDP的32.5%，出口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拉动作用。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需严重萎缩，对我国出口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宏观刺激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外需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季度出口能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且略有上升，那么，宏观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就会进一步成熟。 其四，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刺激政策出现退出苗头。由于发达国家是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国，其金融和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假若其金融政策保持宽松不变，而中国退出刺激政策，则可能会引起国际游资的关注，进而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所以，中国刺激政策退出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退出的苗头，目前金融市场对此的预期已经产生。 其次，应全面谨慎思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方面，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有较大区别。在本轮危机中，中国主要承受的是外部冲击，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资本市场运转情况都远远好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决策程序更复杂，具有很大的刚性和不确定性，很难先于货币政策退出，而货币政策一般来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先行出台。此外，货币政策在退出方式选择上也可分步进行。首先，可扩大央票的发行，提高准备金率，有针对性地进行信贷控制，以逐步回收流动性；其次，进而可通过调整利率来抑制投资和回流货币资金。 财政政策的退出需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8477亿元，同比增长11.7%，财政状况比较好，并没有财政上的压力。此外，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已经大批上马，如果财政政策刹车过快，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财政政策的调整应缓于货币政策调整。但考虑到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退出之前，应考虑财政刺激的转向问题，如转向民生投资，为民间资本投资留出一定的空间。 总之，如何把控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点和方式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应是一个由量到质的“渐退”过程，需要在决策前，有关当局小心谨慎、耐心观察、拿捏力度、有序进行。唯有此，才能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平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把政策扶持之手从基建行业挪开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要有序，不能一起退出；同时，产业扶持、社会保障要逐步加码，把激励政策从“铁公基”上转移出来，把扶持政策从房地产业中转移出来，放缓城市化发展进程强化有序稳定发展 文/李开发 全面停止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应当与产业激励政策、提升政策同步出台，才能保持经济转型能力与产业张力，实现退出与进入的消长平衡。理由如下： 第一，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经济领域里有一系列沉重且复杂的体制问题与经济问题，而金融危机只是外部加载给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05年开始的国家宏观调控一直没有完成，并且在不少领域越调控越出问题。2003年政府查处铁本事件时，我国的钢铁产能还不足4亿吨，到了2010年，我国的钢材产能已经膨胀到7亿吨。我们亟需深入地评估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很严重。 第二，要改变宏观产业政策导向。一个良性的社会经济体的最大特征是整个社会经济均衡发展、持续与稳定增长，而不是一阵风的政策与运动式的扩张做大。我们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有竞争力产业的成长，要让这些产业持续获得较高利润，鼓励产业创新与技术进步。要调控其他产业，促使其不过度偏离社会平均利润。 第三，要确立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与主导政策。多少年来，我们一会儿农业，一会儿工业，一会儿第三产业，国家的支柱产业不停地变化。事实上，制造业从来都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所有的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而第一产业也要靠第二产业来提升。我们却不断走错棋局，最近几年，我们把金融产业与房地产结合在一起试图拉升国家经济，从整个政策导向扭曲了社会需求，以至于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毫无国家竞争力的产业一支独大，相反制造业却每况愈下，问题十分严重。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业通常在金融信贷总量当中只占10%不到的份额，在我国已经连续五年达到35%甚至更多，在许多大中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中从合理的5%—10%上升到50%的突出比重，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第四，我们要认清制造业的现状并改弦更张，制订统筹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制造业有两块，一块是国家队（央企）。但是央企垄断市场创造超额利润且内部消化能力弱，技术创新能力差的问题，非深化改革不能解决。以通信产业为例，许多中央企业用那么大的力量去发展，其创新能力甚至不如一丁点大的深圳山寨机企业。央企创新能力如此糟糕，其本质原因就是垄断加懒惰，一个至今仍然在官本位体制中运营的央企集团是不可能有巨大竞争力的，中国电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全球最低就是注脚。 第五，国家要明确保证重点扶持的产业。哪些产业要国家政策扶持？首先是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它是劳动者就业的大本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摇篮。其次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上不去，外国消费者不理你，没有品牌、没有文化，你的产品只能给外国的品牌贴牌，让人家去赚大钱。中国富豪购法国香水，挎LV包，喝XO，还不是人家有品牌？再次是环境保护产业。不要总是想着扩张城市，不要老是向“铁公基”上投钱，这些领域发展早已超出了城市发展的当前需要。最后是扩大就业并增加保障投入。把就业率搞上去是民生最大的幸福，把民生保障落到实处才会国泰民安。 统筹一下，就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要有序，不能一起退出，同时，改革、产业扶持、社会保障要逐步加码，把激励政策从“铁公基”上转移出来，把扶持政策从房地产业中转移出来，放缓城市化发展进程，强化有序稳定发展，大力推动制造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成长，深化改革并推动文化产业成长，推动环境保护业进展，在此消彼长中实现我们的体制创新与产业升级，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