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马云于 2010年4月16日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董事会，成为董事会中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个成立于1951年，在全球32个国家开展保护工作的最大生态环保组织终于有了中国企业家的身影，这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张醒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醒生执掌TNC已经一年多时间，这位昔日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亚信科技的总裁，从跨国公司到跨国NGO，角色变了，他的繁忙程度并没有变。他开始带领这个在中国已经有10多年历史的NGO组织继续扩大社会资源、深入展开一系列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自然保护区建设、可持续流域保护与管理、缓解气候变化、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 张醒生比以前更多地出席商业论坛、活动，更多地抽时间配合媒体宣传。他说自己是个大使，就是要不断强化宣传TNC的理念，让中国本土NGO、中国企业和普通中国人关心环境问题，更多地参与到环保事业当中去。“中国的全球化足迹不应该也不能只有商业足迹和资源掠夺足迹，那样不会长久。我们必须把环境保护也放到我们的全球化行动中去。”张醒生说。 跨国公司高管的公益情结 1990年，张醒生从邮电部进入企业，加盟爱立信。他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零价值的合同：赞助北京亚运会一套爱立信移动通信系统和整个亚运村小交换机系统。“当时的跨国公司，骨子里其实已经有很强的意愿要和公益相结合，但那时候还没有上升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层面，最多叫做公益项目或者公共项目赞助。”张醒生说。 让张醒生坚信企业社会责任是关系到企业文化和员工凝聚力的大事是1998年的那场洪水。在长江流域遭受洪灾之后，爱立信立即定下来给湖北、安徽、江苏每个省赠送100万美元的紧急移动通信设备。没想到当天晚上被临时抓差，作为捐献数额最大的跨国公司，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赈灾晚会。 “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张醒生说，“但是第二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山东的一个同事发给我的。他本来打算离职。但是那天晚上他和全家看电视，突然看到我代表爱立信站出来，是所有跨国公司的第一个，当时眼泪哗就下来了。说这样一个给人归属感的公司，他不能走。” 张醒生把这件事情在爱立信内部进行了一个讨论，也就开始有了CSR这个概念。后来又有了一系列的公益行为，但是还没有上升到完整的公益战略。 2001年，北青报一篇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受大规模屠杀的照片引起了张醒生的注意。当时的藏羚羊保护队被解散，成立了国家级的保护区，由于没有资金，藏羚羊的生存岌岌可危。他突然想到，这不是一次慈善行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变成一个长久的企业公益行为。几乎只用了几天时间，大家就达成了一致，决定连续3年对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行动进行资金和物资的支持——“爱立信地球之友”，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行动开始了。 第一年爱立信是独家进行资助，效果非常好，资金到了以后，保护队迅速建立，大规模盗猎的现象被遏制，但是仍然存在。第二年张醒生就反思，如果依然是爱立信独家去做，社会的力量介入太少，所以这一年利用他的社会资源，组织了一个“可可西里一号行动”，拉了20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后来还组织田溯宁、王维嘉、王中军等七八个企业家从可可西里去了格尔木，从驿路走到了拉山，去看藏羚羊。王中军回来以后，邀请陆川导演、拍摄了电影《可可西里》。公益组织的平台思路
虽然有了一系列公益实践，张醒生也成为了阿拉善生态协会的理事，然而正式迈入NGO的门槛，还是2008年上半年的事。大自然保护协会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区，来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面临的挑战，他们找到了既有跨国公司高管经验，又有公益实践的张醒生。 张醒生回忆起自己履新时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也就是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一天，我就任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当时真的是艰难时刻。我的想法是，要把跨国公司在中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跨国NGO，共同点就是必须要具有全球视野，但是要有本地的行动。” 其实中国的NGO事业发展了一段时间了，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的NGO组织成长得很快，从业人员现在有几万人。但是在整个中国本土的环境保护NGO中，除了阿拉善生态协会基本成型外，其他的NGO组织还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这些组织通常没有什么资金来源、管理水平不高、人员配备也不太完善，只能做一些规模很小、很具体的工作。 “我本身不是一个环境或者生态科学家，而是多年从事企业运营的商业人士，”张醒生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商业理念带到NGO组织里。我认为在未来，必须要有一个大的NGO组织来引导中国环境保护NGO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我可以断定，未来的结构会和当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的本地化生产转移模式有相似之处。比如一个核心的、大的、有能力的NGO组织，会扶助、合作、支持建立一批小卫星一样的小NGO组织。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张醒生打算把TNC做成一个平台组织，而不是人头组织，用它最强大的全球资源、技术水平以及60多年沉淀下来的全球生态保护数据和管理能力、大量资金来扶助支持中国一批草根NGO。在他看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强大的本土NGO组织成长起来，中国的环境挑战和生态保护都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用一句特俗的话来说，就像老母鸡要来孵蛋，孵出来的小鸡让他们继续带领别的NGO组织。这样藤和瓜长下去。”张醒生说，“我要让社会逐渐认识到， NGO组织并不是草根，可能是未来社会的最主要力量。在全球未来的政治博弈或者是经济竞争中，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看准这个目标，TNC开展了一系列对中国环保NGO组织的评奖和赞助，对NGO组织的领导人进行培训，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项目下放给本土化的NGO组织执行；同时在去年开始对关注环境保护的新闻媒体也进行评奖和赞助。甚至将来，张醒生希望能发展出online在线培训，免费提供给中国的NGO组织，让他们能够形成透明、高效的管理。 “过去大家靠热情去做慈善、做环保，今后要靠体制、靠机制。”张醒生说：“将来也许会形成各种NGO组织或者执行机构，帮助大家进行透明的、有效的专业慈善活动。这种模式可发展得像现在商业领域的业务外包一样成熟。” 企业家的归宿 企业家未来的归宿，是不是必然是公益组织或者慈善机构？这是一个很流行的命题，也已经有很多人在用行动做出回答。“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企业家都会转型，但是我们要感谢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企业英雄；要感谢戈尔、克林顿、布莱尔这些政治领袖，在中国，要感谢像刘晓光这样的企业领袖，他们做出了示范。事实上这是世界潮流，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张醒生说。 从企业到NGO，张醒生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心态、行为也在发生转变。当自己每天接触的是环境、生态、气候变化这些事情时，会很敏感，会对自己有行为约束。“我刷牙时间缩短了，连刷牙的模式都改变了。过去我刷牙是开着水龙头，一边刷一边冲，现在把水接好。离开的时候电脑一定是关着的，还时刻注意人走灯灭。而且我自己将近20年没有自行车，现在更多的时候都想骑车上班。”张醒生说。
去年12月底，张醒生在海南参加一个活动。在海边观赏夕阳西下的时候，就听海底有“咣”的声音，才知道有人在珊瑚礁里炸鱼。由于海南的海岸线已经被分割完了，当地的渔民和村民就有一种急迫感，所以拼命捕鱼，实际上是破坏海洋，破坏珊瑚礁。张醒生说：“我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要是以前，我可能没有这么敏感。但是现在，我在想，如果失去了珊瑚礁，如果海水不蓝了，海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个思考，让我下一步会采取行动去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 像原来在企业中一样，张醒生马不停蹄地给自己制订了一系列远期和近期的目标，其中包括要把TNC北亚区建设成除美国之外环保项目实施和资金数量最大的区域；包括他希望用TNC的方式方法，孵化一批优秀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中国企业家能够不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 美国NGO的起源，《寂静的春天》一书作者蕾切尔·卡逊曾经在书中写道，环境保护的道路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如果她依然在世，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越来越多像张醒生这样的人在走这条路，并带领和影响着更多人走上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