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白益民，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王 维，《商界评论》特约作者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将要建设430座大型民用核电站，这些核电站建设订单约合1万亿美元。这是块非常诱人的蛋糕，而能够建造核电站并出口海外的只有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五个国家。然而2009年12月28日，海外承建核电站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张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新名字——韩国。 2009年12月28日，以三星物产为首的韩国财团联盟击败了法国、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价值400亿美元的阿联酋核电站工程，让世界为之一震，一夜间韩国成了“核大国”。 在核电应用方面，中国和韩国有着相同的开头，最初都是从国外引进技术，有着同样的发展机遇，经过了同样长的发展时期，韩国现在却遥遥领先于中国，究竟有哪些原因呢？作为幕后推手的三星财团尤其值得中国官、产、学等各界人士重视与研究。 韩国综合商社第一号 与日本最大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仅一字之差的三星物产是韩国最大的综合商社，是三星财团的前身，其1996年合并三星工程建设公司，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91116亿韩元，净收入3391亿韩元。目前，三星物产将其事业领域划分为商事部门和建设部门，其中商事部门以贸易机能为主，主要进口商品包括能源、化工和机械。另外，也从事项目组织业务、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私人项目的投资。而建设部门则拥有着象征先进施工技术的6个核心产品领域的技术，包括建造摩天大楼、高科技工厂设施、道路和桥梁、港口、发电厂和公寓园区，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事着各种建设，包括民用工程、产业工厂、土地开发以及核电站建设等。此外，三星物产还集中力量在服务、软件和可持续能源领域寻找新的商机，以获得公司持续繁荣的动力。三星物产正通过完善和组合现有的贸易活动，引入高增长潜力的产业以确保坚实的财务、市场和技术优势。 三星物产作为韩国最大的综合商社，对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主导韩国对外贸易的同时也起着引导韩国工业的高度化和世界化的作用。 2010年1月4日，历时五年，被称为“人类的挑战”的迪拜塔顺利完工，而这就是由三星物产承建的标志性建筑，三星物产参与了从设计到设备购买、施工、试运行等全过程。正是有了迪拜塔的开拓，来自阿联酋的高收益项目订单便纷纷而至。比如2008年7月三星物产冲出法国阿尔斯通等世界大企业的重围，夺得了高达8.1亿美元的阿联酋阿布扎比Shuweihat电力公司的S2发电全套设备的建造订单。2009年12月，三星物产为首的韩国联合公司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炼油公司签订总额为44亿美元的扩建工程合同。由此可见，本次阿联酋40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最终被三星物产为首的韩国电力联盟拿下也并不偶然。 三星物产硕果累累，除了前面提到的迪拜塔，马来西亚标志性建筑“双子塔”和台北“101大楼”也都是出自三星物产之手。对比三星物产的骄人成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何时能承揽这种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工程，除了走技术强国的路线外，优先发展中国自己的综合商社应是当下之必需。 综合商社：韩国经济的加速器 三星物产的成功充分说明了综合商社在韩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韩国通过三星物产等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国及地区成立的办事机构，时刻检索着商业机会和能源讯息，通过这些设在世界各国的商情网，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顾客需求集中起来，然后送到韩国相关企业，通过发挥综合商社的组织与服务功能，将韩国各有关产业组织起来，在协助韩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同时，担当主角为韩国大企业承担着海外基础设施和大型产业项目的建设组织工作、谈判、建设、成套设备出口等等。 最近几年，在韩国企业所获工程订单总额中，从韩国输出的成套设备占了60%以上。比如，建造天然气厂需要高端复杂的管道系统，核电站需要提供核反应堆，海水淡化厂需要淡化设施，阿联酋和沙特两个国家共建设了几十座海水淡化成生活用水的工厂，韩国综合商社都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而在主导韩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同时，综合商社三星物产还肩负着提高韩国能源自给率的重任,发挥产业投行的作用。在哈萨克有三星物产、LG商事与哈萨克斯坦国营石油公司（KMG）合资的石油合作公司（韩方持有69%的股份），在美国、刚果、中国、印度等国家都看得到韩国综合商社的身影。 综合商社这一以贸易为主，集贸易、金融、信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特殊的企业形态最早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是随着日本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而壮大起来，20世纪70年代一度被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巴西、泰国等国家追捧和学习。在移植、学习日本综合商社的国家中，与日本同为东方文化的韩国综合商社最为成功。韩国综合商社移植采取了政府推进模式，从组建到成熟只用了8年多一点的时间。 前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解释综合商社这个词的含义时曾这样说过：‘综合’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产品范围非常广，无所不及；二是其功能、职能也是非常广泛的。形象地说就是从卫星到炮弹到拉面，无所不作。”而在我理解，所谓综合商社，实际上就是将现代战争中以集团军为基础的多兵种联合作战体系引入了经济活动中。 以日本三井物产为例，让我们看看商社的几个特征：经营商品种类极多，几乎涉及所有产业；遵循社会化大生产原则，发展规模经济；广泛的贸易活动，拥有子公司1100多家，在全球共有151家分支机构；具有信息、资源开发、贸易、金融、协调组织和服务等功能。三井物产对于生产企业的指导，主要以投融资的形式，深入渗透生产企业的生产环节，控制商品和市场环节，提高整个体系内各企业的运行效率。 虽然发端于贸易公司，但综合商社却远非贸易公司如此简单，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家金融公司。综合商社历来就有“第二银行”之称，其以商社金融为契机，参与采购原材料、生产、销售、贸易等相关企业的诸多经营层面。并且，综合商社从战略角度考虑促进相关企业集团不断加盟，从而确保“商权”。 所谓的“商权”，包括长期的市场渠道、长期的供应链、长期的融资渠道等。在这种商业认知中，市场占有率是第一位，利润则是第二位。因为只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才能稳定整个体系。由于综合商社掌握了众多的资讯，拥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因此成为了财团体系中的“大脑”。 需要强调的是，商社一定是财团的商社，利用财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体系也是政府培植大型综合商社的微观基础。韩国由私人资本和政府权力结合形成产业、贸易、金融一体的财团，一类是以三星、前大宇为代表，以贸易起步，后向产业发展，形成贸易产业财团；二是如现代、SK，以产业起步，后向贸易发展，形成产业贸易财团。 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英国金融时报称韩国站在了富国的门槛上，其成功过度依赖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财团。事实确实如此，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人均收入还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相上下的经济体，如今已经紧随英国与法国之后，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团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 韩国财团企业同日本的财团企业一样都是以交叉持股形成参与控制或合作的关系，成为利益共同体。在韩国企业排行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大财团地位突出，以三星、现代、LG、SK、前大宇集团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大财团，在多个行业都有实力雄厚的财团企业。在上榜的75家企业中，来自这5大财团的总共有30家。韩国的电子业、重化工业等几乎全被几大财团控制或拥有，实行了垄断型的市场经济。在2009年十三家有望进入“净利润1万亿韩元俱乐部”的韩国企业中全部来自韩国前十位的财团，韩国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国内资产总额前十位的大企业财团旗下的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472万5889亿韩元，市价总值同比去年年末（300万4724亿韩元）增长了57.3%。韩国学者指出：抛开财团就难以理解韩国经济，真可谓一语切中要害。 中国需要自己的财团与综合商社 对比韩国的成功经验，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获取世界先进技术与情报信息等众多的角度讲，中国都应建立如三星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 拿几起大家比较熟悉的事例来看，去年年底被称之为“史上最大”的天然气“气荒”席卷了中国从南到北多个城市，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近期世界三大铁矿石巨头又扬言要将铁矿石价格上涨100%。实际上，中国无论有色金属还是石油、煤等能源的供需都面临很大的缺口，况且中国定位自己是世界工厂，就不仅要给自己提供资源，还要给销往国外的产品提供资源，中国其实早已是一个缺资源的国家。
而中国除了低附加值的物品走出去，高附加值的产品不但没走出去，国内企业自己的生存还已受到外资的威胁。街上的车是丰田、宝马、通用，乘用的电梯不是东芝就是三菱、日立，装修的涂料是多乐士、立邦，电视是三星、索尼与夏普，打印机、复印机是佳能与富士施乐，为了发展环保的设备是日立，铁矿石海运是商船三井与日本邮船，电力设备是ABB、西门子、东芝，化工厂的核心机器压缩机只能是三菱重工造，海尔已经老去，民族品牌只剩下华为能光宗耀祖。 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日本、韩国，这两个东亚小国通过在国内建立了财团体制，让外资在其国内很难有大的动作，还抚育了如三井、三菱、三星、现代这样的财团企业。而通过丰田汽车、NEC、三菱重工、日立、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LG等几百家实力雄厚的财团制造企业的联合，助该国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不断强化优势地位，并推动了他们的研发创新与设计，是真正的实施了“走出去”。而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三星物产通过其在全世界2000多家的情报网向他们提供商业情报的同时还与财团的主办银行协手为本国在海外开发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锂矿、稀土等资源，为本国在海外获得资源提供了保障。而财团内的海运企业商船三井与日本邮船等又协助综合商社低价将资源运输到国内。对中国而言，大量的钱都变成了美国的国债，而日韩因为有综合商社的存在，所以能把财团获得的钱变成资源。由此可见，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财团，是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可谓集研发、技术、情报、争夺原料、抵御外资、海外市场扩张等功能于一身，所以说日韩的财团体制正是中国之急所需。 中国版财团雏形浮现 美国人用他们的金融体系管理着世界，如今美国的金融体系却面临崩溃的危险。而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证明了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发展成经济强国的必然途径就是发展财团。事实上中国也有这样的财团雏形，比如招商局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 经过30年发展壮大的招商局集团目前已经逐渐控制了商业的核心——流通与金融领域，现在也开始通过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和牵引进入制造业，在完成集团业务的内部整合后，开始寻求横向发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招商局集团与三菱财团在发展历程上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但是离“陆海空”(制造业、贸易、金融)三位一体的财团模式还相差很远。贸易仅仅只占招商局集团整体业务的1.8%，通过贸易带动投资、组织产业，通过物流促进贸易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而中信集团，是以金融为主业、涉及诸多领域的国有大型跨国集团。中信虽然也有国际贸易公司，但是还不具备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能力，也没有可能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而是单纯地做贸易。2008年金融业务在中信集团中占到了47.93%的份额，金融力量虽然有利于较快整合产业链，但是基础并不太稳固。相比之下，中信集团更像美国企业那样通过金融手段控制海外资源和制造业企业，这种方式是不稳定的，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产业链整合优势。 如果说中信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的侧重点更多的是在围绕金融业与产业而发展，缺少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那么重庆外经贸集团的成立似乎正在按着“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为样板，打造着重庆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商社。 2009年9月，由重庆9家市属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保税港开发区管理有限公司、轻纺控股、重钢集团、化医控股、机电控股、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现金、股权、实物资产共同投资组建了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外经贸集团），注册资金30亿元人民币，渝富公司为控股股东，集团的业务则由4家国企（重庆五矿公司、重庆对外建设总公司、外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国际公司）负责具体经营运作。 从企业运营模式来看，重庆外经贸集团的模式与三星财团的三星物产很相像。比如前段时间，重庆外经贸集团相继拿下了苏丹、乌干达两国上亿美元的道路工程，这便将带动重庆市大批施工机械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而三星物产也是通过建设部门去承接政府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以及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从而带动韩国的劳务输出、成套设备技术进出口、第三国贸易等。并且，重庆外经贸集团还为重庆市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招商引资提供咨询服务，并进行如海外铁矿山等资源能源投资等，这些其实便与日、韩综合商社在日常经营中发挥的产业组织机能、资源开发机能、贸易机能很相近。 当然，财团、商社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搞好，日本财界人士曾说，中国只要踏踏实实地打造自己的财团与商社，一二十年间便可成形，百年间即会有如三井、三菱这样的超级大财团。而对于中信、招商局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政策并不允许银行投资制造业企业，因此中信金融、招商金融只能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及相关的服务支持，并不能更深入地进入产业。而重庆外经贸集团除系统地学习、参考日韩综合商社的成熟模式，还应借助重庆市的集体力量建造重庆市的“财团”，这样才能打造出大且强的综合商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