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我在农村所见，农村税费改革后，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加重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开始变相实行“税内损失税外补”。在收费方式上，由乡村组织集中收取转向由各收费机关、单位分散收取，在收费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对要求办事或者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
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领到一些粮食补贴。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就没有负担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些地方不但没有及时把国家给农民的补贴款发放到位，还将补贴款用于抵扣水电费、公路集资、偿还村级债务等，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巧立名目和渠道向农民收费，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婚姻登记、计划生育、建房、办户籍身份证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现象较多。譬如，笔者农村老家的农民建房，乡政府按建筑面积收取费用，每座房子收费几千元，这和法律规定农村建房只收取几元的工本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事实上，因宅基地问题引发的信访事件在全国也不少见。 毫无疑问，农村税费改革虽然从制度上遏制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但影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并未完全消除。政府职能不清，部门利益作怪，乡村两级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由此造成的收支缺口给农民负担反弹留下了隐患。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农民负担问题仍然是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反弹的压力时刻存在。在笔者看来，最终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深化农村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方向转换，最终达到缩减人员、削减开支的目的。否则，一个越来越庞大和臃肿的基层政府需要运转，就只能不停地找钱，农民负担反弹自然也就无法避免。
河南 刘英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