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市场监管斗争多年的理查德·波斯纳一改旧日主张 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是美国国会专门为彻底探究经济危机之谜而设立的机构，这里的行事风格一向不紧不慢、倦怠懒散。但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引用他女儿的话对金融危机所做的精确描述却打破了这种一成不变，令人耳目一新。今年1月13日，戴蒙对委员会表示：“有一天，我还在读书的女儿给我打电话问道，‘爸爸，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是每隔5至7年就会发生一次的情况。’然后她又问：‘那大家为什么还这么惊慌失措呢？’” 戴蒙所言之意在于我们应该以她的女儿为榜样，面对金融危机时学会沉着冷静。最多到2015年，经济又将进入另一个萧条时期，更要命的是，这一规律无法打破。 看到大财阀的这种安然之态以及政府救市措施的不力，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为我们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这位著述颇丰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其最新著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中提出，市场中的各股竞争力量会导致金融家们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如果他们兜里装的是别人的钱，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波斯纳说，金融家不可能将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最终，政府只能采取干预手段，对金融企业承担的风险加以限制，并不时修复金融企业引起的损失。 因对美国金融界心存疑虑而获得极高声誉的波斯纳早在1年前就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失败》（A Failu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做了分析。作为颇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者，波斯纳从1980年起便开始建立反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其思想为此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但现在，波斯纳却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在文中提到，“由于不断自我麻醉，让自己相信市场是万能的、是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政府干预往往适得其反，影响市场运行”，芝加哥学派以及其权威拥趸们全部走入了歧途。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是对历史的草率误读。经过了半个世纪，应经济大萧条之势而生的法律一直庇护着市场，使其免受致命打击。然而，这些法规随时间流逝不断瓦解，为维护法规而存在的政府机构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而能够适应当今美国金融体系的新法规却并未出现。只要注意到这一切，便不难理解目前随金融危机而至的学术摩擦是如何发生的了。 波斯纳因自己的失误懊悔不已。他还承认，为了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纠纷，他过去撰写的一些文章曾屈从于市场完善的荒谬论断。正是他所持的这种观点，让他在里根政府时期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某职位的候选人。而在最终的筛选中，里根政府担心波斯纳那永远保持活跃的头脑可能会成为高等法院的不确定因素，这成为了波斯纳与这一职位失之交臂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担心是有预见性的，波斯纳一直追求的平等公正只是个迷人的幻境。 而今，波斯纳也承认消费者和企业在2009年经历了艰难处境，这迫使美国政府放开财政支出，他甚至还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党英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表达了敬意。而对于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波斯纳的态度则是不冷不热，他一方面认为政府针对恶劣的市场环境所采取的刺激措施规模适当，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刺激手段都是“不可靠的”。政府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增发国债，同时刻意拉抬美元的做法让波斯纳对政府的救市能力忧心忡忡。 然而，更令波斯纳担心的是政治体系无法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他说，为了推动改革和增长，当今社会对金融市场固有的鲁莽和疯狂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尽管金融体系的崩溃强调了政府监管的必要性，那些已被金融企业提供的竞选资金迷昏头脑的立法者们除了用重组的方式缓解灾情却并无他法，通过法案更是无望。 经过深思熟虑的波斯纳郑重地站在了改革的一边。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为代表的众多人士一直希望恢复葛塞法案（Glass Steagall Act）有关将商业银行的人与自营交易以及其他高风险金融业务分离的规定，而波斯纳此次提出的建议与这一想法如出一辙。这一建议意味着华尔街将剔除中小型企业的金融业务。波斯纳还提议撤销三大债券评级机构的半官方身份，以减少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扩大为联邦管制机构服务的公务员编制。 主意都是好主意。然而美国政治体系四分五裂，以竞选资金为名的“准贿赂”四处横行，两党将实现联合并引导美国在低税率与不加节制的公共开支并行的环境下走出困境的传言沸沸扬扬。因此，直到全书最后，作者也没能对美国扫平这些障碍表示出足够的信心。波斯纳也许确实是放弃了已经过时的理论——这一点精神可嘉，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勇气和新主张是否能够得到广泛认可还是未知数。 作者：保罗·巴雷特（Paul M. Barrett）
翻译：张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