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机会均等的增长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 共享式增长：内需之水的源头 此番经济萧条之于中国，本质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去20年间，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一度有美国廉价接收，成为两国经济繁荣的要素，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购买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说的“Chimerica”(中美组合)链条随之断裂。危机，一经触发，变为现实。 积弊已久的内需之困，背后存在“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提到他在东莞经历的一场有意思的争论，其中吴敬琏先生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据切身体会，用“利润率”来质疑：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我们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 观此，秦晖一语道破：显然，吴老和代工老板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真相只有一个：美国人尽管拿到价值链上88%的增值，利润却由分散在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诸多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分享。这是除了美元霸权因素外，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强劲的来由。不同的是，中国在价值链中虽只占12%，但利润高度集中—用秦晖原话来说，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机会均等的增长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 两种模式的分野，在于谁真正获利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改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90年代，改革重点转移到了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这一递变过程，实际上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营经济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 与上海模式相比，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二者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据此，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甚远。90年代农村经济缓滞，促使成千上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任何企业决策者都会做出类似决定：牺牲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道路。 所幸的是，中国正在逐步纠正90年代的上海模式之弊，试图回到80年代的浙江模式，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和减少了农村学费和其他教育、医疗费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审议通过了农地新政……由此，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正缓慢回升。 因而，时下刺激消费的落脚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关键动力，非潜在的广大农村市场莫属。中国要想真正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则须力扶中小民营企业，有效激活民间资本。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