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干的不是活儿,是寂寞!”看到一位“80后”小朋友在MSN上的留言,我就想笑,我觉得现在的网络语言实在没有创意,这种感觉我们“60后”就有,记得当时的流行语叫“没劲”;“70后”也有,叫“郁闷”。但很快,我的开心就被另一种异样的感觉所替代,2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职场人士的幸福感还是这么低?
记得公司刚创业的时候,我的一位伙伴提议,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定为——快乐工作!当时全体人员一致拍手通过。可后来,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历经坎坷,有些人依然坚守着,并苦苦追寻。而另一些人则陆续下了船,其中就包括那位提议“快乐工作”的伙伴。当他决定离开公司的时候,我问他原因,他只说了句:“因为不快乐了!”记得我当时无语。 再后来,这位伙伴又换了好几家公司,每当他感到“不快乐”的时候,他都会选择离开。一次老友聚会,他喝多了,跟我讲,他的离开并没有给他自己带来快乐,这么多年来,他其实是放弃了寻找真正的快乐! 对于他的感悟我体会不深,但另一种寂寞感却有增无减。每当我奔波劳碌的时候,我总相信,成功的快乐会冲掉我内心所有的阴霾。然而,当我努力达成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时候,欣喜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暂,胜利的欢乐以及梦想成真的喜悦总被随后涌上来的寂寞和孤独感冲刷得干干净净。 你幸福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些问题一涌进脑海,我便充满了无奈。其实我知道,有关幸福的探讨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事实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幸福。柏拉图为开讲“幸福”而建立学院,而他的明星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为了表达自己对生命繁荣的观点而开设讲堂。而在早于他们一个世纪的中国,孔夫子周游列国去传播他对追求充实生活的理想。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所有宗教和哲学无不涉及关于幸福的问题。最近,自助(self-help)大师有关如何获得幸福的书籍,已经在从印度到印第安那、从耶路撒冷到吉达港,乃至全世界各地的书店都占据了可观的位置。 虽然研究如何获得幸福的热情和实践在世界各地从未停止过,但是当今社会中,对积极心理学的需求却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了10倍,而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最近一项调查也表明,将近45%的美国大学生因抑郁而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很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的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的幸福;到2005年,只剩下了36%了。而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中国的经济发展异常迅猛,而与此同时,儿童和成年人焦虑和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在上升。根据中国卫生部的报告:“我们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于是,我们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现象—— 有的人只追求眼前的享乐,不关心未来的幸福;有的人历经坎坷,抱怨世态炎凉,放弃了寻找幸福;有的人拥有财富、地位和名望,但内心仍然感受不到幸福;有的人奔波劳碌,把快乐的期望放在未来,却无法享受当下的幸福
今天,从西方到东方,在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许多人精神迷失;“郁闷”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我们身边的抑郁症患者急剧增加;多少无助的心灵在痛苦中徘徊和挣扎。
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未得到满足的时候,解释为什么不幸福是非常容易的。但当今的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幸福的原因,已经不能用基本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来解释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解决一个悖论——财富带给我们的好像并不是幸福,而他们都开始在“积极心理学”中寻找答案。 积极心理学通常被称为“帮助人类发挥潜能的科学”,1998年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心理学领域正式提出,他时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此前,对幸福的研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主要是由大众心理学(pop psychology)所占领。在众多的培训和书籍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的乐趣并被深深地感染,但是它们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们所保证的“幸福的五大步骤”、“成功的三大秘密”以及“四种找到完美爱人的方法”等等,通常是空头的承诺,以至于多年后人们对“自我激励运动”(self-help)嗤之以鼻。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幸福的方法》,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专家——泰勒·本-沙哈尔博士写的,据说他的课程在哈佛大学排名第一,泰勒博士也被哈佛学生誉为“人生导师”、“最受欢迎的讲课者”。 在泰勒看来,积极心理学就是连接象牙塔和每日生活的桥梁,它既有学术的严谨性与精准性,同时也具备自助运动给人带来的愉悦和乐趣。 为了找到幸福生活的精髓,积极心理学家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起,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正是为了找出纷繁现象背后简单的实质。在这本书中,泰勒有些观点我十分赞同,他告诉我们——幸福既非来自满足眼前的欲望,也不是无止境地追求长远目标。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幸福模式——享乐主义型=只要满足当前的欲求;忙碌奔波型=不能体会任何生活中当下的快乐,生活只为了目标实现的那一刻,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人们的两种基本需要,那就是“当前的快乐+未来的获益”。 在泰勒看来,快乐必须同时包含意义和快乐两个因素,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同时又可以体验当下的喜悦情绪。他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一个高于其他所有目标的总目标。 对于那些忙忙碌碌的奔波者而言,痛苦的消除不是幸福的来临;而那些总是寻找快乐而逃避痛苦的享乐主义者,无所事事则是魔鬼设下的陷阱。如果说“忙碌的奔波者”代表为了未来而活,“享乐主义者”代表为了现在而活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放弃追求幸福的虚无主义者而言,他们则往往代表了沉迷于过去,放弃现在和未来,是被过去经验击垮的胆小鬼。只有兼顾现在和未来的人,才可能享受当前的快乐和未来收益,成为真正的“幸福者”。 的确,幸福应该是至高的财富,而金钱或声望绝不是用来衡量生命的标准。人们经常会反思有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之后,却仍然内心充满苦痛,甚至精神崩溃。 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遗传基因我们或许不可能改造,环境或许可以营造,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我们则一定可以选择! 去做吧,幸福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