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9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西藏。这次受邀访问，是近年来英国对西藏问题采取温和立场所换来的中国政府一次善意回馈。2008年底，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取消了过去认为中国是西藏宗主国的“过时观念”，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遂有了英国议会代表团这次访问。访藏归来后，英国议会代表团发表《西藏报告》，其中别出心裁地建议采用“梵蒂冈模式”来解决西藏问题。
所谓“梵蒂冈模式”，是BBC中文网的翻译总结；在《西藏报告》中提法如下：“达赖喇嘛可能被视为政治麻烦，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埃尔顿爵士（代表团团长）建议与达赖喇嘛达成宗教协议，把拉萨划定为圣城，类似于意大利境内的梵蒂冈圣座（Holy See）和教皇。” 鉴于英国人在国际政治冲突解决方案上，创意极强、效果极差的先例，比如《蒙巴顿方案》之于印巴，“犹太国”之于巴以，这个极富创新色彩的“梵蒂冈模式”值得仔细分析。尽管，这个模式目前对中国大陆毫无影响力可言，海外藏人对此方案，也基本上没有太多评论，但是通过分析方案本身，却可以了解西藏问题在英国政治中的未来走势，以及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逻辑；其次，这种试图以宗教切入政治改革的思路，看似切割达赖喇嘛宗教地位与世俗政治，两全其美，却有可能造成宗教超越政治，在西藏独特的宗教氛围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中，给汉藏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西藏问题热度冷却 英国的藏人社区是欧洲最大的，同时“自由西藏运动”在2008年的伦敦火炬传递中声势浩大，也令世人震惊。因此，英国政府突然倒向中国政府，令自由西藏运动在感情上受伤不浅。面对英国外交部承认西藏归属中国的声明，自由西藏运动发起了申诉运动，即通过游说英国议员在西敏斯议会发起动议，要求就外交部声明展开辩论，试图以听证结果迫使政府改变立场。但是按照英国惯例，绝大多数动议，仅仅被列入议会动议名单，很少能进入辩论程序，这场申诉运动也不例外。 据英国时政网站“英伦在线”报道，这场游说征集了66名议员签名，在2009年800多个早期动议中，位列第137名。笔者分析了过去几年数据，发现凡是涉及西藏问题的动议，签名都可以达到60名议员（议员总数为646人）左右；相比之下，英国议会大多数动议征集签名数不到10个。可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活跃程度中等偏上的话题。更值得关注的是，西藏话题是跨党派的，这次动议签名的过半数为工党议员（31名），其次是自民党（22名），保守党议员仅有3名——也许暗示以英式自由主义自居的保守党，对西藏问题缺乏兴趣。 西藏问题在英国政界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关注度。但是，西藏问题依然会成为未来中英外交的症结之一。在今天，英国依然能够发挥全球性政治影响，关键就在于帝国时期殖民全世界的遗产。西藏也不例外，英国是当今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地区有过实际接触的国家。以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西方首脑只要接见达赖，都可以造成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英国必然可以居中表态。另一方面，西方政府的立场，可以顺应民意做出修正，一旦游说得力，英国可以再次修改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还是要防止唐宁街在已做过的承诺上倒退。 梵蒂冈模式 2010年初，中国政府与Google的冲突，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商业纠纷和信息自由之争。但是多数论者却忽视了一点：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与一个庞大的跨国组织战斗。这不是没有先例，比如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外交纠纷。梵蒂冈是天主教的中央政府、世界1/6人口的信仰中心。梵蒂冈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人，却拥有国际性影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与跨国机构的最大冲突，今天的Google退出风波应该是在这种冲突模式之内。仅仅就外交而言，梵蒂冈通过“圣座外交”，与世界上17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联合国设有自己的观察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头疼的是，梵蒂冈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是大陆；在香港政改问题上，梵蒂冈也是一个潜在的反对力量。
假如在西藏引入所谓的“梵蒂冈模式”，要与中国政府现在的自治区政策对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梵蒂冈模式与中国政府对待达赖喇嘛的现行策略，思路完全不同。前者将宗教与西藏政治分离，却赋予布达拉宫一个准国家的待遇；后者是将达赖喇嘛与西藏分离，即中国政府强调的“我们现在谈的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 在现实利益和潜在风险的权衡上，中国政府毫无疑问会走自己的路。英国所谓的“梵蒂冈模式”，要么是出于对中国心态的无知，要么是出于习惯性的历史伏笔策略。 根据知情人对英国议会运作的了解，各种跨党派小组，往往由若干议员牵头，政策分析经由秘书执行，很难说对国际问题有精深了解。通读《西藏报告》，笔者认为分析者仅仅是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做了一个相当粗浅的历史综述。假如实情不是这样，那么只能解释为英国议会在沿袭既往的“内政主导外交”思维：西藏作为“宗教国”，深深植根于英国大众心理之中；在英国，对自由西藏运动的同情与支持，是民意的主流，所以，即便唐宁街对中国政府作出妥协，也要留下伏笔，必要时可以打出宗教独立这张牌，给选民一个交代。 面对英国人的两面做派，中国政府不会无所作为。有关西藏问题的外宣表明，中国政府已开始从一味地鼓吹农奴制改革和民族优惠政策的贡献，逐渐转向更为务实的立场，例如打西藏领土的历史继承牌和现代化改造牌、自由迁徙牌，宣扬中国人是西藏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在西藏生活的非藏族人也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政府也让更多的西方人走进西藏，试图用事实来说话。这些努力对于消解“梵蒂冈模式”的英国民意基础，会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 达赖喇嘛的中国观 在英国社会对西藏问题热度冷却、“梵蒂冈模式”影响有限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本人仍然享有超然地位，某种程度上这位青海省出生的“政治和尚”可以与西藏问题实现分离，而以佛教文化布道者或国际和平人士面目示人。在西方看来，达赖喇嘛作为藏人精神领袖，他对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看法，结合当代社会的关键议题，比如环境、民主、同性恋等，实现了“创造性转换”。 美国记者Thomas Laird曾经撰写过《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对话》，在西方很有影响。这是一本通过与达赖喇嘛若干次对话，按照时间顺序，用达赖喇嘛的话语来介绍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书。记录中，作者穿插了对达赖喇嘛的形神刻画，加上达赖很具个人色彩的言词，比较生动地展示了活佛对历史和生命的看法，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颇值得玩味。
笔者留意到达赖喇嘛对公元8世纪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拉萨“顿渐之辩”的一段评论。摩诃衍是唐代著名的禅宗法师，强调“顿悟”，入藏传授禅宗，初期取得很大突破，但是与当时印度僧人因教义产生了分歧，展开公开辩论，最后遭到当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驱逐，并禁止藏人修行禅宗，且从印度引入了密宗，确立了藏传佛教。达赖喇嘛评价摩诃衍是一名“不合格的和尚”，但是他认为摩诃衍对佛法的误解，是个人问题，而不是汉传佛教的传统。论及这段吐蕃帝国与唐帝国的历史，达赖喇嘛对于藏传佛教的由来和教义的思考，与大陆观点并不相同。这种深层次的交流，至今未见在中国大陆展开。 在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焦点往往着眼于达赖喇嘛个人政见与中国政府的分歧。达赖喇嘛对于佛教和中国的认知，也许是比西藏问题本身，更容易与中央政府产生剧烈碰撞的部分。如果这种潜在的张力以一种特殊的政治机制宣泄出来，将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回溯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遇到的挑战，这样的力量似乎从来没有碰到过。 走出了生存恐惧的中国人，对于宗教将有着更高的要求与理解，届时“梵蒂冈模式”也许会变得有诱惑力，尽管这个选项可能蕴藏着很强的破坏性。 从目前进展来看，“梵蒂冈模式”两边都无人喝彩，但笔者依然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引起国人的批评性思考。须知，在一个成熟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冲突竞争并不奇怪。比如，在英国内部，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对于彼此民族历史的不同认知，可以公开辩论。在中国国内有限的西藏问题讨论中，达赖喇嘛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要求是焦点热点，其个人经历和思想尤其是对汉藏两个民族历史和宗教的认知，却被媒体和大众所忽视。而这恰恰是所有相关政治方案和谈判条件“不完美”的认识根源所在。在这点上，中国不应重复英国人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