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底刚刚辞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时下学界甚至有一个共识：如果不懂博弈论，就免谈经济学。 好吧，我们姑且把博弈“大致”理解为讨价还价。即便是使用“纳什平衡”这样的专业分析，这一经济行为模式也并不像寻常看上去那样始终容易把握，尤其是当它从北京郊区的菜市场被放大到中美贸易谈判桌上的时候。 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博弈双方各自释放信号以摸清对方底细进而敦促、诱使达成已方最大利益的过程。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先是130位国会议员发表公开信；既而另一位保罗、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耍大嘴，美国政府倒做出一付调解议会、平息舆情的样子——其实是朝野一体、默契无间地向中国漫天要价。反观我们的学者，要么是抗议美国佬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要么就是伏案疾书，憨厚而仔细地论证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是15%合适呢，还是27%？这种议论的起点那是相当高，可就是解决不了简单的讨价还价问题。难怪《水皮杂谈》在分析这一过程后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和追问：谁来扮演类似美国的议员和克鲁格曼的角色为中国的企业和工人呐喊？尤其在欧元汇率持续贬值，人民币已经被动升值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针对美国的要求和必要的反制措施？
这里面可能存在某种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差异。似乎越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人越喜欢“慎终追远”、“正名达本”。这种思维方式遇上习惯于非合作博弈的西方“自私理性人”，难免有方枘圆凿之憾。当然更为遗憾的是，通常被动吃亏的都是我们。正如博弈的英文——GAME，GAME只是GAME，你非要赋予它如许不能承受之重，又怎能玩得好呢？我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过这样的感叹：我们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既熟悉西方思维模式又能对其进行反制的人才。说是痛定思痛，并不为过。 去年《华夏时报》邀请克鲁格曼来华，曾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他进行“帮教”和“批判”，无奈此君油盐儿不进，于是很多人感慨：“克鲁格曼是个爱国者。”；而他一回国，又在专栏中高调呼吁美国政府向人民币施压，引来张五常的批评：“克鲁格曼不是个经济学家。”——问题在于，在通常只表现赤裸裸利益欲求的国际关系中，我们总是雷打不动地关注“是”或“不是”；而无论是反复小人如美国议员，还是倔强学者似克鲁格曼，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则始终是“立场”和“利益”——这又恰恰是我们有些人经常忘记的两个要素。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正是我们这种惯常的“终极关怀”，才产生了对于种种“阴谋”的揭发热情。其实管他阴谋阳谋，只要对方敢漫天要价，那就坐地还钱。他阴，我也不傻就行了。在商言商，着眼现实利益的“博弈论”总比更倾向于道德评判的“阴谋论”简单轻松。 如果仔细观察，激烈的博弈在国内也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国际与国内还可以合参。就说支付宝吧，在前几年发展的关键时期，马云一面埋头苦干，一面向监管部门释放友好信号：“随时可以献给国家。”颇有些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风范。其实他的真实诉求是：让支付宝长大吧！现在支付宝长大了，平均日交易7个亿，马云反而在公司内部发起飙来（内文P44），以3亿用户的名义，痛骂其“烂”；另一方面又对外宣布斥资50亿，改善支付宝的用户体验——像不像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的作派？这回监管部门再要想拿牌照问题打支付宝的主意，可就难了。 国务院目前仍在进行的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是又一出精彩的博弈案例。这回的调控措施没有像以往那样一次性下达，而是隔三岔五、一条一项地发布，一次比一次严厉，这种信号方式足以对相关利益集团形成一定的恐怖气氛；不过想想两会过后第二天北京出现俩地王和海南房价以小时为单位上涨那种利益集团对国务院和民众博弈时的嚣张，这种严厉只算适宜。 政府的政策信号清晰，应该是基于对现实的理性判断：即区别对待地产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当然政策博弈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因为这取决于理性判断的持续深入。比如，同为投资需求，商业地产应与住宅投机区分对待，因为前者本来就是一种投资产品，并且与城镇化国策正向相关，绝不像后者那样透支国家的未来。总体说来，一国内部的关系把握不同于国际。自己人理应更倾向于合作博弈，追求最为完美的“纳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