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学校安全事件频发，作案者之间或有效仿因素，但客观地说，人们在正常生活，社会不可能处处建成掩体，对刻意反社会行为严防死守固然必要，但巨大的紧张感能成生活的常态吗？
刘洪波 近些日子，我几乎开始习惯听到校园幼儿园有人冲过去砍砍杀杀。 自马加爵事件以来，大学校园里有过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被杀害在内的几起血案，大学生自杀的情况也不时闻听。基本上，人们在思考中比较强调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就是说，大致上把事情看作一个基础性的技术问题。事主造成他人或自己的悲剧，是因为个人的心理偏差或者情绪郁结，早发现早疏通就好了。 这种解释模式，一般并不出现在现在所说的校园幼儿园安全问题之中；或者说现在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出现的凶杀事件，主要不作心理学解释，而更加偏向于犯罪学认识。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人们几乎不会因为这些事件而呼吁“心理辅导”。 我对这种差异性解释感兴趣。也许，大学生和“中年失败男”的身份指称后面，有着相关的意义负载。例如大学生的问题是可逆转的、一时的、可惜的，而“中年失败男”的作恶则是不可改悔的、根深蒂固的、可恨的。但这样的意义附加，实际上又相当于说大学生如果有心理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上是虚有的、不真实的，因而是可辅导的；而“中年失败男”如果犯罪，其内在动因则是真实的、难以辅导的。由此，大学生和“中年失败男”的称谓，完成了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定型。 这种差异也可能是对心理学或者犯罪学适用对象的一种模板化认识。例如，人们可能认为心理辅导适用于纠正青少年尤其是学业期青少年的行为或者心理偏差，而犯罪惩罚适用于中年以上人群。当然，这种差异也可能是大学生和“中年失败男”的身份定型，心理学与犯罪学的用途定型的混合产物。还有可能是大学安全事件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差异，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反应。例如，大学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是成年人，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事件的受害者是弱小的孩子。 每一个凶杀事件后面，都有受害者的悲剧，也有行凶者个人的重大纠结。心理辅导不只适用于特定年龄或者职业的人群，对大学生适用，对“中年失败男”也适用。犯罪分析与审判也是一样，所有法定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犯罪惩罚上也被同等看待。 但我们确实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针对孩子的犯罪，尤其是制造孩子们群死群伤事件的犯罪行为。学校的安全保卫应当加强，这方面应该有很多工作可做。在校园安全事件频发的时刻，以多大代价对孩子们实施保护都是不过分。只是，我无法想象安全保卫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足以去应对似乎随时可能发生的惨祸。校园不是军营，不是警所，而是孩子们的成长世界，充满梦幻与欢乐的地方。警卫林立固然胜于孩子们面临生命危险，但如果警卫林立是长期的状态，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而且，我不知道将每一所学校变成堡垒，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又是否能够覆盖城乡？ 我想，当那些刻意制造事端的人冲向校园时，本身有着怯懦的算计，算计了其反社会行为的成本。在血案制造者来说，学校正是社会可以利用的弱点，是其反社会行为最易得手的场所。那么，当我们把防备的重点转向学校时，是否会使犯罪者改变其凶杀对象的选择？学校安全事件频发，作案者之间或有效仿因素，但客观地说，人们在正常生活，社会不可能处处建成掩体，对刻意反社会行为严防死守固然必要，但巨大的紧张感能成生活的常态吗？ 作为法律事件，每一起血案，都会有一个结果。作为个人心灵事件，凶手或者自杀者都值得分析。作为社会事件，每一个生命的不正常死亡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震动。校园血案并不例外，校园血案尤其令人震惊。分析行凶者的行为逻辑，并不意味着宽纵或理解制造群死群伤事件的行为。校园安全事件发生在校园，但校园只是这种反社会行为的一个具体场所。不会有人为砍杀孩子的凶手作伦理的、法律的宽纵理解，但考虑到反社会行为的场所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做的恐怕比严防死守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