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文 张夏准 翻译 周建军 审校 何建武 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 公共投资必须在任何意在缓减贫困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实现。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机制，但也常常不能产生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推动力与社会正义。市场采用的是“一元一票（one-dollar-one-vote）”的以钱投票的机制，因而很可能难以充分满足穷人的基本需求。例如，全球用于减肥药研发的钱比花在治疗疟疾的药物研发上的钱多20倍，而每年全球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基础广泛及政治上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去寻找那些满足每个人基本需求的机制。 此外，若个人完全受市场激励支配，整个社会就很可能出现“公共品”供应不足。法律和秩序、基本的基础设施、初级保健、基础教育以及科学研究都属于此类公共品。提供此类公共品的典型机制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提供（public provision）来实现的。 没有合适的监管，市场鼓励短期利润追逐，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长期投资。其结果是，在过去20年里，伴随着自由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已经急剧下降。这并非什么机缘巧合。对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审慎的监管、适当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遏制投机炒作的金融市场规则、税收以及鼓励长期投资的其他政策。 为了纠正市场的缺陷，公共投资能发挥、也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在事关长期发展的方面尤其如此。长期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通过投资资本设备和物质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等），公共投资项目能增加物质能力（physical capabilities）；通过对健康、教育、培训和科研能力的投资，公共投资项目能够增加人的能力（human capabilities）；适当的专项公共投资项目（比如着眼于贫困儿童的教育支出或者为帮助贫困地区出口产品而修建的基础设施），可以有助于扶贫并因此促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尽管过去20年里，人们倾向于认为公共投资会“挤出”（crowd out）私人投资，但通过“挤入”效应（the “crowding in” effect），公共投资也可以成为促进私营经济部门发展的关键措施。只有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挤出”效应（the “crowding out” effect）才很有可能出现。而在大多数资源未充分利用或者通过接受援助增加资源的国家，我们期望公共投资能“挤入”私人投资。公共投资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尤其在那些能对私营部门投资形成补充的领域（诸如在主要农产品出口区修建道路设施、为新扩张产业而投资培训工程师、投资于那些对私营部门而言风险太大的基础产业）。 尽管存在很多潜在收益，但公共投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代早期10%的峰值，下降到了2000年的略高于5%。这一趋势在拉丁美洲更为明显，从1970年代末期的89%降到2000年的不足3%。这种大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条款所致。由于过分强调宏观稳定而压倒其他目标（增长、就业和发展），导致国家有激励去削减各种投资。与此同时，预算平衡的条款约束，没有对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加以区分，由此造成了政府削减公共投资而不是经常性支出——削减日常支出在政治上通常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我们对公共投资减少的担心，并不意味着公共投资完美无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共投资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需要改进公共投资管理的方式。本政策建议将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这份政策建议包括公共投资管理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的管理，第二个方面是自然资源的管理。本文希望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但在此之前将首先简单介绍有关这个领域内主要政策争论的理论。对一个急于采取行动的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论分析似乎是没有必要。但我们坚信，理解隐藏在政策辩论之后的理论才是改进政策能力的最好方式。如果一个决策者理解了基本的理论，他就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加以运用。 如何管理国有企业 在开始分析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些与国有企业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 首先，没有明确支持或反对国有企业的理论。流行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理论，使“科层”安排（例如企业）而不是“契约”安排（例如市场）成为必要。此外，萨平顿-斯蒂格利茨基本私有化理论（Sappington -Stiglitz Fundamental Privatization Theorem ）指出，只有在严格且经常不现实的条件下，私营经济部门的业绩才好于国有企业。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常常非常相似。由于庞大复杂的组织有为数众多、相互交叉的层级，他们都遭受着复杂的“代理问题”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暗含地假设私有企业主们完好地掌控着他们的企业,也就是假设私有企业不存在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企业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奇，前者将优于后者。 第三，即使在逻辑层面，全面私有化——这一被当今经济学正统观点支持者们推崇的方案，也只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可能方案之一。政府可以卖掉国有企业的大量股份，但仍保留国有企业中占多数的份额，或者至少处于相对控股地位。此外，不靠出让股份，国有企业的业绩仍然可以通过组织体系的改革、引入竞争及政治/行政管理的改革得到改善。这一点之后将细述。
第四，由于理论研究结果存在分歧，关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况就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很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和存在腐败，但没有明确而系统的证据表明国企是经济发展的包袱。此外，因为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更容易招致关注，因此关于国有企业的实证资料存在某种程度的“选择性偏差”。有问题的国有企业受到更多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也给人以国企普遍业绩糟糕的印象。 支持国有企业的案例 尽管受商业媒体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错误印象”非常流行，但还是存在高效且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 新加坡航空，经常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就是一家国有企业,其57%的股份被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控股公司淡马锡所持有。备受好评的印度孟买交通运输管理局（Bombay Transport Authority of India）也是一家国有企业。世界级的企业诸如支线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和韩国钢铁生产企业浦项制铁，最初都是以国有企业取得成功的，至今政府仍对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施加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许多国家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其经济的成功。除新加坡航空公司外，该国国有企业不仅遍布在电讯、能源（电力和燃气）、交通运输（铁路、汽车甚至出租车）和港口等“常规”领域，而且涉足半导体、造船、工程、海运和银行业。新加坡是世界上拥有一个最大型国有经济部门的国家之一。中国台湾也在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而非私有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奇迹。整个20世纪下半叶，奥地利、法国、挪威和联邦德国也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且运行良好。特别是在法国，国有企业常常是工业现代化的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