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环球财经特约记者 古冷 一季度GDP同比增11.9%！中国经济增速不禁令人欣喜，这一增速不仅一扫去年同期6.2%的低迷，而且环比上一季度的10.7%又上了一个台阶。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项宏观数据看，可以说经济已经有了强劲的回升。但统计局同时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仍极为复杂，经济回升向好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 那么，当前经济复苏态势是否已经稳固？在经济退回和政策退出两大矛盾博弈下，刺激政策是否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退出方式又将以什么样的面孔呈现？ 政策正在“回归”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开始退出，财政政策已经明显回归中性，这从今年的预算可以看出来。2010年预算支出增长只有6%，但是预算收入增长也有望达到6％，而且很可能超过这个数。从经验上看，财政部对收入预测总是很保守的。 因此，2010年我们很可能看到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支出增长。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财政”意味着政府批准投资项目的情况——国家发改委暂缓批准大型项目，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信贷也受到管束。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已经走向了中性。换句话说，整体预算既不刺激经济，也不为经济降温。而2009年财政政策却是非常刺激性的，这也是我认为政策已回归的原因。 货币政策虽然还没有到中性，但正在走这条路，逐渐退向非刺激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是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可以稍晚一点回归正常。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去年8月之后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退出了，现在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目前来说，大家讨论的退出主要指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大家没什么分歧，至少今年财政政策依然会是积极的。从货币政策角度，我觉得以当前的形势看，还可以继续退出。 财政政策应更积极一些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道理上讲，任何刺激政策都是要退出的，这是必然。政府不能一直取代民间来唱主角。随着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的不断恢复，刺激政策必然要退出。 当前经济开始好转，而且具有可持续性，货币政策没有继续保持去年那种状态，但这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就要收紧。今年从经济增长、实体经济、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考虑，一个好的、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是需要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能盲目收紧，不能像去年那样畸形化，也不能机械化，应使货币政策回到一个合理、适度的空间去。 相对来讲，今年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更大一些。因为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保障的问题，要解决扩大消费率的问题。既是为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需要，也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财政政策应该比货币政策更积极一些。 加息应是最后选择 王小广：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逐渐退出，信贷规模扩张慢一点。去年信贷增量达到了9万多亿元，今年目标是7.5万亿元，我觉得最后五六万亿元就可以了。 接下来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市场成为推进和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另外，既然我们的GDP实现8%已经没有问题，那么就应加快结构调整。 不过我认为货币政策还没有到加息的程度，现阶段应该调整取消优惠房贷利率，七折八五折都应该取消，而且不分商业地产还是民用住宅。 如果银行贷款规模仍不断快速增加，那么存款准备金率就需要调整了。 王志浩：货币政策现在还需进一步退出。从当前信贷增长趋势分析，每一两个月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是可以的。 因为老百姓预期通胀肯定会来，所以政府必须应对这个预期，那么加息是引导老百姓通胀预期比较好的手段。本来我们就是负的实际利率，所以加息是应该的。 而且现在就可以加息，加息是引导老百姓通胀预期、抑制通胀的最好途径，目前27个百分点的利率上调不应该令人担忧。 下半年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看，所有的数据都进入了一个理性的恢复，适当逐步地退出没有什么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杨志勇：虽然经济企稳回升，但基础并不是那么牢固，比如可能有一个新现象：贸易出现逆差。如果从整个经济，从消费、投资、出口来看的话，现在的整个经济还不是那么稳。 但即使经济提振不起来，财政政策也不可能长期这样扩张下去，需要找一些替代性的办法。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交通、电信等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这就是在打好基础。一旦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再有效，民间的、市场的作用也可以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退出应货币政策在先。因为政府的很多政策起作用的还是财政政策，因为货币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价格信号不能老是被打乱，否则整个市场没办法决策。 加息应该是最后一个选择，因为加息传递的影响是很大的，直接决定消费。 王小广：我们所谈的退出也只是针对经济萧条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退也是退这些如财政政策退出就退那些如减税政策，或家电下乡补贴措施等等，而不是社保、廉租房等投入，这是一个政府需要实现的基本职能，与刺激经济无关，现在很多人还没有理解。 刺激政策退出时间表 王志浩：我觉得上半年刺激政策会逐步退出，到6、7月份中央可能会再想一想如何调整政策，可能是加息，可能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能是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控制等。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美国房价可能再次下跌，贷款情况会进一步恶化，美联储有可能再进行宽松货币政策。到下半年美国还是会担心通缩，这会影响中国决策层的决策。所以那时中国有可能会停止退出的步伐，需要观望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形势。 还有一种经济理论认为，如果GDP增速10%，那么贷款利率也应该是10%，但中国这么多年来GDP的增速一直高于贷款利率很多，这同样被看作是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从一定角度说，中国货币政策一直在刺激。 杨志勇：财政政策从扩张回归中性从我们的制度来说应该不会在今年。从减税政策说起，其中像增值税、所得税等都是制度性改革，这些刺激不可能回到原来，而一些临时性优惠措施如车辆购置税也已明确优惠到年底，所以年内取消这些减税政策比较难。 而中央政府1.18万亿元的投资今年还有9600多亿元需要支出，这些支出通过项目已安排，在年内进行缩减的可能性很小。 同时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到年底结束，所以如果说退出，不论减税、投资还是贷款都会在同一时间退出。 寻找适合的信贷规模
王志浩：新增贷款规模作为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备受关注，关系到刺激政策退出与否，对于货币政策来说，今年央行、银监会是否能控制7.5万亿元信贷规模最为关键。相比于此，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都算是微调。一二季度，能否把信贷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对央行和银监会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目前这也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是，3月份新增贷款规模控制在5000亿元，那么说明信贷已经控制住了。 4万亿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银行贷款贷给政府融资平台后形成的，随着银监会和央行对这部分贷款的收紧，我们也可以说政府在投资这块的刺激在减弱，也是财政政策的减弱。在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是非常紧密联系的，而不是在两条线上。 郭田勇：信贷规模没那么可怕，关键是把握流向，是要刺激产出，而不是刺激通胀和刺激泡沫。但从实体经济的角度，从企业经营来看，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资金需求，而你就是不给放贷，恐怕也是不妥的。从结构上来说，房地产等炒地行为就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但不能说因为今年要控制新增贷款规模，就认为货币政策马上要收紧。关键不是看贷了多少钱，而是看你精耕细作资金的使用率，钱投到了哪里，钱能否形成效益。未来的货币政策有很多争议，去年是高举高打，今年应该精耕细作。第一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去年9万多亿元的新增贷款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使得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去年贷款也好，也好都增长得比较快。一方面是使经济起稳回升，另外一方面也导致房地产炒作，导致通胀的预期较强。 今年新增贷款规模在7、8万亿元都是可以的，去年相对前年贷款增幅30%，有点过高，7、8万亿元相对于去年底的余额数增长了16%到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