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30年前，是过于封闭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话，那么30年后的今天，却是过度开放和缺乏保护让中国难以从不可持续的 “增长陷阱”走出来，无法走上产业升级和独立创新之路。中国的精英们，再不能像总担心赶不上时髦的乡下孩子一样，不断地变幻打扮追潮流，用别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唯恐不被认同，却没有发现不知不觉中已丢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根基和回家的路。
在本刊酝酿“十二五”规划的封面报道之际，恰逢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先生回国探亲，记者借机对其进行了专访。数小时的访谈中，这位进入美国金融界高层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满怀强烈爱国情怀地道出美元主导下的全球化真相，直陈中国摆脱陷阱之道。他一再强调，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和妄自菲薄，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结构调整和内需发展上，走自强不息和独立发展之路，除此别无他途。 全球化：美元霸权的“秘密武器” 《董事会》：进入2009—2010年，中国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频遇全球化逆流，裹挟着强烈政治意图的不合理贸易制裁、汇率政策干涉等现象屡见不鲜。在中国成为世界外汇储备头号国、美国国债主要购买国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博弈加剧的现阶段全球化实质？ 黄树东：出口战略或者贸易盈余战略，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英帝国、美国都曾是世界工厂，拥有大规模的顺差。由此许多人迷恋上了出口导向，迷恋上了全球化，庆幸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中国不通过战争就可以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创造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顺差，认为这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但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与英美最大的不同是，英美“世界工厂”都建立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群的基础上，居于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而中国则处于没有核心技术的产业链底端。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其间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 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它只对拥有强大资本并能操控美元及资本的一方有利，而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被解除了保护层和独立发展的空间，重新被置于受剥削和被控制的境地。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基础，是美元霸权的经济支柱。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利益的强化，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益的彰显，其背后推手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 《董事会》：披上美元外衣的金融全球化如何达到某些发达国家剥削、控制的制度寻租目的? 黄树东：以新自由主义理论推动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推动金融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以美国金融体系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之上，成了没有边界的帝国，美联储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这种金融帝国，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根重要支柱。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金融越全球化，资本越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统治越强，美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越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就越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金融主权部分丧失。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则越来越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质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极大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倾向。而这种危机倾向又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施出口导向，进一步走向美元循环和恶性循环。因此，全球化是一种剥削体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使出口导向与内向发展竞争资源，导致发展受抑制、被掏空，大量产业、行业被外资所控制。这是民族之痛。
《董事会》：如此说来，全球化成了一场强手消灭、剥夺对手的经济战争？ 黄树东：他们即使不这么说，实际上每天也都在这样做。美国为了走出这次经济危机，为了避免长期的停滞，必然选择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而受到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美国依赖最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美元贬值损失最大的就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这两种情况对中国都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已对中国宣战，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他们20世纪90年代初曾对日本实施过的经济战争，对此中国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全球化的博弈中，所谓“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利用自己的强势吸尽世界财富，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不要来干预它吸财的自由；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 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利益。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只能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出口导向”误区 《董事会》：您先前提到，全球化、出口导向和金融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如何理解？ 黄树东：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阳光。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并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优惠（如出口退税等），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而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最终陷入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流失，自身产业实力相对下降。 而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基础上的“世界产业链底端”时，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中国实施装配，成为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中国装配的计算机越多，微软等跨国公司越强大，核心技术越发展，而中国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位置便越被固化，中国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便越被抑制，中国内部产业链越发扁平化，产业升级更加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