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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业化时代，新思维的基本点是公平、民主、公开。过度竞争及过度竞争所导致的巨大生存生活压力，使公众迫切渴望竞争的公平，以公平竞争实现所有人的机会均等仍是现阶段公平的重点；重大事务尤其涉及民生的政府经济行为，让公众尤其社会下层的百姓有充分知情权，是现阶段民主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众在现阶段要求政治民主的愿望还不是十分强烈，民主诉求主要集中于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与公平、民主相比，民众对公开尤其是信息公开的要求更强烈。必须清醒地看到，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在许多问题上迫于公众压力的信息被动公开，不仅日益损害政府公信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公开尤其信息公开应该主动、自觉。 新改革 后工业化时代，改革不仅不能停滞，而且应该加快改革，加大改革力度，推进新改革。新改革的“新”有两层含义，一是改革方式新，二是改革方法新。就改革方式而言，必须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单维改革已经阻力重重；在全面改革的推进中，政治体制改革是核心，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就改革方法而言，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只是政府行政推动，改革方案应充分论证，应让学者参与，应让公众有知情权。 从新需求、新供给、新配置、新增长到新思维、新改革的“六新”，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进。否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能成为一个口号，在此口号下重回工业化时代不惜代价保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 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三大目标 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既要考虑结构问题，还要考虑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被赋予了“低碳经济”、“零能源建筑”、“消费主导”的基本内涵。 发展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内涵的“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是与“高碳经济”相对的概念，是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更少的经济。具体地讲，“低碳经济”是一种注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追求更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尤其是新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敦促现代人改变容易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逐步迈向生态文明。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和消费方式是一种“高碳经济”，中国的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并已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有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受市场需求拉动，中国高耗能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年均增长在10％以上，能源消费量占全社会能耗总量的比重在55％以上。单位GDP能耗成倍高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推广减少排放与降低能耗的“零能源建筑” 所谓“零能源建筑”，是指不消耗化石能源的建筑，完全依靠太阳能或者其它可再生能源。其设计理念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能源、减少环境破坏与污染、实现零化石能源使用，能源需求与废物处理基本实现循环利用。目前，许多国家如瑞士、加拿大、德国、日本等都在全面发展“零能源建筑”。
“零能源建筑”的推广，既要求尽快提高中国的建筑设计标准，又要求调整与房地产业及关联产业的政策。按照欧美的相关标准及中国的建筑能耗专家测算的数据判断，中国现有的建筑99%都是高能耗建筑，其产生的高污染降低了居住的舒适度，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为此，中国必须要全力推行“零能源建筑”。当然，第一步可能是先发展“低能源建筑”。
强化国内需求稳步持续增长的“消费主导” 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贡献及作用最大，“两头在外而过程在内的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及出口”为中国贡献了大量的GDP，近5年来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一极，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了国内相当多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根据近5年的数据，仅固定资产投资一项占GDP的比重就接近50%。 在出口和投资的高比重下，掩盖的是消费的持续低迷。长期以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之间，1998年到2000年略有上升，最高达到62.3%，但此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该比重仅为48.59%。可以说，内需不足、消费乏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调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必须着眼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强化国内需求稳步持续增长的“消费主导”。 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政策导向及目标上可定位于“低碳经济”、“零能源建筑”、“消费主导”，在具体实施及推进上应着眼于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路径探索与选择。中国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变，决定了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路径探索与选择，要充分考虑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 打通工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装备支持通道 就目前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看，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不仅产业比重大，而且产业的技术水平、人才水平、装备水平高，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相比，工业产业具有管理水平高、管理人才多的突出优势。因此，产业升级必须相互联动，企业转型必须依托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支持。 就工业产业的升级而言，除了要实现“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向“中国工业设备制造”、 “中国工业产品创造”转变外，该产业中的一部分资本及企业要适时向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工业产业升级必须与其对第一、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持联动；工业产业要能够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人才支持、装备支持，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在获得工业产业技术人才装备支持的同时，要能够充分学习及借鉴一些工业企业的先进管理。工业产业升级要高度关注第一产业中现代农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着眼于为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提供技术与装备支持过程中提升工业产业的竞争力。 可以说，中国后工业化时代的工业产业升级，必须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同步，通过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形成各产业之间升级与发展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有赖政策的支持。具体而言，政策上支持工业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提供更先进、更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技术与装备。除此以外，工业产业所享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要普及并覆盖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如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就中国目前增长空间最大的第三产业而言，其快速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技术与装备，在某种意义上，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对工业产业的依赖性更强。从金融、电信传媒、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出版、印刷到医疗、教育、体育、心理健康等现代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现代化的技术与装备，也离不开使用现代化技术与装备的知识劳动力。如果增值税转型政策能普及并覆盖第三产业，会大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支持资本及工业企业向现代服务业领域 转移 “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两个条件，其一是“民富”，普通民众“钱多”，有能力消费，其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达到比较高的程度，能够推动消费升级。目前，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熟。因此，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主导”的目标，应该积极促进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就这两个条件的完善而言，第二条件作用更大，因此，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其自身的发展水平，而且会增加就业及就业者收入，拉动“民富”条件的成熟。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政策导向以外，还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产业中的一部分资本及企业向服务业转移。从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身规律而言，工业产业中的资本及企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冲动很强。如果一部分资本及企业能够顺利实现从工业产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会大大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工业产业与服务业相比，工业产业的资本与工业企业都有规模大、管理水平高、人员素质高的特点，这决定了这些跨产业转移的资本及企业，不可能全部转移到服务业中的日常生活服务环节如酒店、餐饮、歌厅、美容美发、健康、保洁、家政等，政策上应支持工业产业中的资本及企业向现代服务业的领域转移。就目前金融、电信传媒、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出版、医疗、教育、体育、心理健康等现代服务业的大多数行业看，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国有经济垄断及行政准入门槛，只有允许打破这些领域中的国有经营垄断，降低这些领域的行政门槛，才能实现工业产业中的部分资本与企业向现代服务业的顺利转移。 依托资本与劳动资源的双优势实施资本与劳动力向国外的同步输出 相对于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及国内投资回报率水平，资本过剩已成事实。正是目前资本的相对过剩，中国同时具备了资本与劳动资源优势。相对过剩的资本及过剩的劳动资源，完全在国内消化，有碍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应该加大资本输出与劳动力输出的力度及步伐。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的工作一直在做，但是效果及成果不尽如人意。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资本输出必须改变当年跨国资本向中国输出的做法，否则，中国资本输出难以形成自身独有的竞争优势。就跨国资本输出而言，主要是单纯资本输出而依赖东道国劳动力的模式，因为大多数跨国资本所属国家或地区不具有劳动资源优势。中国资本输出应该与劳动力同步输出，可以说，目前中国的资本及劳动资源双优势是其他经济大国不具备的。可以判断而且坚信，中国只有实行资本与劳动力同步向国外输出才能形成与跨国资本输出相竞争的优势。 资本与劳动力的同步向国外输出，是指中国的资本家与企业家带着中国员工到国外设立工厂或公司，融入东道国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家与企业家更熟悉更适应中国员工的管理，语言、文化、行为、习俗等不需要磨合，可大大节省管理成本。除此以外，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同步输出，可在东道国长期“扎营”，还可向东道国传播与输出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未来10—30年能够较大规模实现资本与劳动力同步输出，将大大缓解中国的资源压力与就业压力。当然，中国要能够顺利实现资本与劳动力同步输出，政策必须跟进，外汇政策、税收政策等都要能够支持。除此以外，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应能够为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向国外同步输出提供支持与保障。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