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荻：泡沫肯定是有的，关键是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产能过剩问题，各种新能源需要区别对待。像风能，你会发现，在一个风电基地，有50%以上的设备都是关机的，它并没有运作。内蒙古的风力很大，但即便所有的设备都开机，它发的电实际上也没法上到内蒙古当地的电网上，因为风电电网与我们过去用传统方式发电所能够承受的电网并不匹配。如果把风能发电全部上网，那火力设备全部要关掉。从这个角度说，确实存在着局部的产能过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风能占整体能源供应的百分比很低，估计目前不足5%，而发达国家比如德国，风能占整体能源的40%。所以，简单认为新能源过剩是不对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这是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发电必须与输电、配电、电网匹配，应当重新规划和建设电网来适应这个新趋势。从政策上来说也有要求，一定要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上网问题，是与否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 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是多有吸引力的行业，但经济规律是不变的，都需要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无论是拥有新的技术、新的客户资源或者拥有特别的行业知识，还是能够比别人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实施技术，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盲目进入，完全可能在一个正确的行业中做出错误的事情。往往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真正高回报、需要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我们进入的不是很多，反而是一些低门槛的领域大家一哄而上，进入之后发现经济回报很不好，就会出现泡沫的现象。这也是行业发展的正常现象，因为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慢慢被淘汰。 郑晓军：肯定是泡沫。在一次发电论坛上，我看到有500多家厂商出现，当时就感觉可能过热了。中国的电力供应已经足够，再增加新的供应量，强调如何去进行风能、太阳能发电（目前仅风力发电设备的厂家就约有200多家，光伏更多），就是过剩。我觉得不如对现有的发电设备进行改造，对现有的发电设施充分利用。事实上，除了发电，建筑节能也能有效减少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如果对传统建筑进行改造，能够节省的能源达到80%—90%，而建筑能耗占国家能耗的三分之一，节能潜力真的太大了。 欧洲和中国不一样，欧洲早就把风能作为能源一个重要部分在发展了，而我们是先发展火电和水电，等考虑风电的时候，能源已不再紧缺。中国现在很多火电厂是亏本的，甚至停产。与其说追求新技术增加新能源，不如适度提高火电价格，关停并转高污染的火电厂，让新能源有利可图。因此，任何经济投入都要考虑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市场因素，不能简单从环保、节能角度去考虑，这是不对的。再好的发电技术，价格没有竞争力是卖不出去的，光靠政府补贴不行。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最终殃及新能源发电企业、下游设备和零部件制造厂商等整个产业链，新能源将难言希望。 有形之手应助力打通产业链 《董事会》：虽然出现了产能过剩，但目前的新能源产业往往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 郑晓军：我们国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个产业的产业链结构，事实上，目前新能源发电形不成有效规模，整个产业链还没打通。 新能源价格降不下来，跟新能源固定投资比较大有关。以风电为例，目前绝大多数的风电整机制造厂商的核心零部件从国外引进，造成风机整机的价格过高。解决的关键要让国内的生产厂商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从整机、零部件、组装、工程服务进行产业链分工，这样一来配套、分工就能有效实现，大家都有钱赚。 从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讲，国家需要进行宏观政策方面的指导，要对高污染企业征收一些惩罚性的污染税，补贴新能源，让新能源电价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需要对风电行业做出准入限制，必须要达到多大规模才能做。只有让整个产业链不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新能源产业才能走上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黄荻：如何迈向价值链上游？我觉得企业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自身通常要不断多角度考虑当前和未来，考虑政策、客户、竞争、供应商的变化，抓住未来的变化趋势。比方现在能做的事将来未必允许，现在低成本但将来要交钱才能做，这会导致成本变化。再比如，客户现在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将来可能会有，如果不能满足就会失去客户。和现有的竞争对手相比，大家可能都差不多，但其他企业可能会率先采取一些行动，那么就面临失去竞争优势的危险。要从价值链上来把握，不但看自身，而且要看到外界的变化趋势。
《董事会》：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困境突出反映在技术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欠规范、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上，哪些亟待解决？如何看待政策引导调控的重要性？ 郑晓军：企业的投资行为，政府当然可以宏观调控，但永远管不住看不见的手。我们只能说，政府要加强引导，要把产业的真实数据告诉大家；媒体不要自己做出主观的臆断，一窝蜂地说新能源赚钱；投资机构要认真做行业研究，对行业发展的前景和产业的能力要多做分析。 黄荻：现在已有的政策一方面鼓励发展，另一方面减少资源浪费。但从长期来看产能过剩问题，只能通过市场中经济杠杆的作用来自我调节，很难通过政策调节，因为政策永远是根据过去的数据研究采取手段，而且是个宏观的手段，它不能像市场手段那样及时有效。当然，政策在规划上还需要更系统地鼓励，不能仅是鼓励新能源某一个环节。 最大的风险是投资失误 《董事会》：从眼下的新能源产业到实现低碳经济，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郑晓军：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供应上要分散，消耗上要集中。供应上，远程的电力传送会产生能源损耗，有时损耗能达到一半以上，比如三峡电送到广东损耗就很大；而在能源消耗预算方面，我们也没有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消耗电力都是分散式的方法，像每座办公楼都有自己的空调设备。 在对碳减排的承诺方面，我们要有更多的责任感。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指标，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等于用钱把我们的污染权卖给了别人。我们更多是把碳指标的交易看成近期碳减排的投资行为，拿到钱后自己的污染、节能状况并没有改善。正确的做法是，应该用碳减排指标得来的资金建立碳减排基金，在卖指标的同时再投资回来，专款专用。 就企业而言，其实低碳经济本身已不仅是个口号，像节能建筑确实是能为用户省钱的，但很遗憾很多企业还是在炒作概念，或者没有就整个发展战略做好规划。 黄荻：这涉及三个层面。从政府的角度要给予持续的关注，要有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政策；从企业来说，可能要有领头企业慢慢做这个事，然后其他企业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定要做的，别无选择，要建立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消费者来说，我想还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盲目的热心，不太清楚作为消费者本身还能做什么，或者是我做的这些事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还是处于“知道型”而非“知识型”的状态。这三个层面都要持续进行一些深入的工作。 《董事会》：在转型低碳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和困难？ 郑晓军：最大的风险还是投资失误。
现在，对风电和太阳能的投资已经给很多企业造成很大的风险。很多企业没有对产业链进行研究，不对盈利能力、竞争对手、市场前景、可能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往往自己头脑发热就决定往里跳了。本来一个产业链中各个环节都有人参与，但现实情况是产业链中有些环节没有人做，有些环节做的人太多。企业决定做哪一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明白投资环节的重要性，融资模式、业务模式、盈利模式事前准备充分了，才能做出可能成功的决策。 而对于已经投入很多生产线，掌握了一些技术的企业，我觉得应当充分运用应用程度的转型。比如生产太阳能多晶硅不行了，可以做别的行业；做太阳能发电不行了，甚至可以做太阳能汽车，不一定要把眼界局限在太阳能发电设备上。 黄荻：对企业的风险要从不同角度来看。一是部分产业的萎缩甚至是消失。一些高污染、生产技能落后的企业，可能会被同行业生产技能比较先进的企业所代替，它就会渐渐消失。例如工艺落后的化工厂将被关闭，小矿窑将被封闭，小规模火力发电设施将被升级。 二是新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会直接产生一些非常大的变革，这一点大家关注还不太够。除了新能源产业之外，比如消费品行业，我们要把消费品的整个碳足迹标示出来，这样消费者选择产品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指标，这就要求厂家在产品设计、使用材料时进行创新，甚至需要“绿化你的供应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