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鞍钢、兵器集团到晨光集团，国有企业在大监督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何看待这一监督机制的创新，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董事会》日前与刘长琨、鲁桐两位资深公司治理专家展开对话。刘长琨目前为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长、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鲁桐女士为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董事会》：您如何看待像晨光集团这样的大监督平台机制探索？
刘长琨：晨光集团大监督平台机制的探索是一种企业监督机制的创新，这一改革具有双重创新意义。一是探索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企业监督机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至今尚未圆满解决的一个难题。二是探索在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又非常实际的问题，无法回避，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做无谓的争辩，但不能不进行探索和研究。晨光集团的这一探索性的改革，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具有积极的开拓性意义。 鲁桐：从出发点来说，晨光集团是想加强监督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探索有积极作用。当然，整合了资源也不一定就导致监督职能的加强。公司治理有时候是很艺术化的。先让实践说话吧。 《董事会》：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由一人出任，应该说是党的监督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结合的一种试验。为增强独立性，有观点认为纪委书记应该外派，由上级单位垂直领导，对此您怎么看？ 刘长琨：大监督平台改革所表现出的创新意识与探索精神应当充分予以肯定，但说到改革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具体做法，则还需要看实践的结果。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由一人出任，党的纪检监察部门与监事会合署办公，能不能行得通？是不是一种科学的制度设计？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事会毕竟是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系统的两个部门，他们监督的对象、内容与目标尽管有一些重合，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一身二任，合署办公，还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关于外派纪委书记问题，似乎不大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也不好运作，因为纪委书记是要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外派书记也解决不了纪委的独立性问题。 鲁桐：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由一人出任，对此我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公司设纪检组长，还兼工会主席，这样更合理一些。监事会主席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专业的人，监事会需要加强，但可能不是通过纪委书记兼任来加强。 《董事会》：党委书记在国有企业的监督体制中位居重要地位，您认为该如何充分发挥党委书记的监督作用？ 刘长琨：传统的提法是党组织要在企业中发挥监督保证作用。但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应当是有范围有边界的，其核心是要监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实行。现在已经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不能把企业党组织监督保证的任务与责任无限扩大，那样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晨光集团设立由党政多部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这样无疑有利于企业党委及党委书记监督保证作用的发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会不会把党组织的监督任务与责任无限扩大和过度分散了？会不会使企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又陷入到琐碎的行政管理事务之中？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研究的问题。 鲁桐：一般情况下，国企党委书记是董事。发挥监督作用，这要看党委书记的业务能力了。 《董事会》：目前国有企业的监督普遍存在力度软、监督资源分散、监督制度难以落实等问题，除了大监督平台机制外，您有何建议？ 刘长琨：我感到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思想观念上。现在很多人对监督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偏颇，不了解监督的深邃内涵与重大意义。还有不少人只赞成对别人实施监督而不愿意被别人监督，甚至有人还在孜孜追求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与权威，这都给监督机制建设与实施造成了障碍。应当让所有人都认识到：监督是现代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监督就谈不上现代管理与科学管理；监督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要接受监督，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监督的组织与个人，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监督的权力。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是检验一个人有没有现代管理理念和现代社会意识的试金石，也是解决监督无力及难以落实等诸多问题的重要思想前提。 鲁桐：还是要理顺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者的关系，另外还要看谁来当监事会主席。随着一些公司引入外部监事，监事会运作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监事会的监督能力会加强。我感觉加强国企监事会的职能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