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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30年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从任务上讲，是要彻底解决“政企不分”的关系，完全呈现“公司对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国家作为股东享有的是股权”的法律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今后解决“政企不分”的关系，就是如何理顺国资委和董事会的关系，或进一步说，就是国资委如何凸现股东的角色，董事会如何成为战略性的决策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董事会是国资委、国企改革的生命线，而外部董事制度试点可谓保障这条生命线的非常关键的大考。 破冰之旅 继央企2005年进行外部董事制度试点后，2009年5月21日，上海市国资委举行了“市国资委系统企业集团外部董事聘任仪式”（派往上海电气集团、上汽集团、百联集团、锦江国际集团、东方国际集团的外部董事人数分别为4人、6人、4人、4人、3人，其中3人同时担任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有些公司外部董事超过了其内部董事人数），仪式在市府大楼。这是上海国企董事会建设的一件大事，是2008年9月上海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文件精神的推进结果。截至2009年12月末，是次试点已历时225天。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蔡鸿生坦言，“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比较严格地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调整，很好地发挥了新成立的董事会的作用。” 对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来说，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董事会聘请外部董事（主要是独董）是件寻常的事，但对于我国国企来说则意味着一段艰辛的历程。 1994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上海将原先的上级主管部门（如纺织局）改造成国有控股（集团）公司，例如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目前除去金融类企业共有31家国有集团公司。上海国有集团公司董事会设立最早的在1994年，最晚的是2006年。但这仅仅解决了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它相当程度上是原有管理体制的翻版——原有的高层领导大比例地进入了董事会，有的甚至三位一体。据2008年的有关调研报告，在所调查的13家上海国有集团公司的董事会中： 1.从董事会与经营层人员交叉兼职情况来看，经营层34.6%的成员兼董事；从董事会与党委成员交叉兼职情况来看，党委51.9%的成员兼董事；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比例为84.62%。 2.外部董事中独董所占比例为11.1%。其中，国有独资公司独董（4人）占董事人数（66人）的比例为6.1%；国有多元集团公司独董（3人）占董事人数（15人）的比例为20%；国有上市集团公司独董（3人）占董事人数（9人）的比例为33.3%。外部董事中73%是由国资委委派的股权代表。 国企董事会需要一批外部的精英来管控，这已是共识，是完善董事会的重要举措，但上海国企的外部董事制度此前还主要停留在纸面上，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国资逾万亿的上海开展市属企业建立健全董事会的工作算是地方中比较早的，但为何现在才刚刚有力度地推进完善董事会的举措？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是对原国企治理流程的再造，它会涉及组织内外的许多利益群体，在变革中要打破原有的平衡，组织内外的权力利益之争会无处不在。根据变革方法论的观点，阻力并非都能通过对话消除，要想消除阻力，首先必须改变隐藏在阻力背后的权力结构。从这次的聘请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企加强董事会建设需要更高权力机构的决心并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