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构平安式股权结构
在中国，股权结构过度集中是造成一系列公司治理弊端的主要根源之一。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市场规范，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正逐步朝着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格局演变。引领这一潮流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平安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一家 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股权结构集中的典型如日德公司和股权结构分散的英美公司，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既没有形成一个一致性的结论，也没有研究出量化最优股权结构的标准。 尽管如此，世界大多数企业的治理实践经验表明，过分集中和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是不利于决策和提高公司价值的。当股权过分集中时，大股东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大股东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操纵上市公司，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当股权结构过度分散时，会出现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的代理问题，给管理者造成了偷懒和利益侵占的机会。 在中国，股权结构过度集中是造成一系列公司治理弊端的主要根源之一。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市场规范，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正逐步朝着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格局演变。引领这一潮流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平安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一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平安拥有骄人的治理业绩和强劲的成长性，与其充满智慧和艺术的股权结构不无关系。 从中国平安今日的成功来倒推其股权结构设计的合理性，无异于将这个公司的管理者“神化”。用马明哲的话来说，平安形成如今的治理结构，是不断思索和艰难探索的结果，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预料到现在的局面。 确切来说，推动股份分散、合理化的根本力量是一种市场化的理念。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种理念让平安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从地方性的保险公司到国际化金融控股集团的巨大跨越，形成了一个控制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相对平衡的决策机构和治理团队。 分散股权国退民进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诞生在一个裂变的时代。在传统计划经济里成长起来的厂长经理们习惯于接受来自上级政府的指令，而那些实行了负责制的企业则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人说了算，头脑中没有约束和激励的意识。董事会和股东这些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非常新鲜的事物，很少有人懂得公司治理结构跟企业能挣多少钱、能获得怎样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有关系。 不过，那些较早接触市场经济的远见卓识者是例外。被称为平安“精神领袖”的袁庚（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园区书记）清晰地认识到体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在香港亲眼见到了被市场机制充分激活的能量。 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持股51%和49%。从形式上看，当时的平安也是一个国有企业，只不过是股份制而已。但由于袁庚刻意要把平安发展成有别于一般国企的想法，平安从成立之初就带有了“自由经济”色彩——设立了董事会（1988年4月28日召开首届会议），即拥有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然而，这个架构因为中国式国有股东的特殊性，其真正到位并非一朝一夕。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掌握控制权，国有股东并不能像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对国家这个非人格化产权主体的投资进行负责，因而难以根据市场赢利目标和激励约束相容原则来选择和监督管理层；同时，政府可以通过与国有股东的联系，以行政方式非透明地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一般来说，国有股东派驻企业的董事，其决策往往是有问题的：决策者本身通常是被决策的人，这就决定了决策者无法像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那样行事。这些国有股东派出董事更多考虑的可能是仕途，是政治而非经济追求，这就必然导致其缺乏对企业的了解、责任心，决策保守与短视。
缺乏人格化产权主体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和企业绩效水平相关性不高，其选任机制是非市场化的、低效的，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年轻的平安很快就遇到了股权过度集中及国有股东带来的问题。作为金融企业，首要的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资本金。股东比较集中，股东们决策时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缺少对公司利益、长远经营发展的考虑，比如想多分红，这和公司初创期希望把利润留下来发展业务的愿望是有冲突的。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国有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控制欲较强，这影响着董事会的独立性。 在解决股权结构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在传统和开放的思想激荡中诞生的企业而言，平安绝对属于少有的勇者。1992年，马明哲与袁庚就平安股权问题进行讨论。马明哲说，一家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和人才，体制决定机制，机制留下人才，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则是由股权结构决定的。袁庚最终被马明哲说服，担任了平安的名誉董事长，用袁庚的话说，“坐镇平安，保护这家新兴企业体制不变”。 袁庚了解国企体制的弊端，也深谙国际上一些公司的良好运作经验，他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外部投资者，不能让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结合，平安也很难走出体制的桎梏。马明哲说服袁庚这关键的一步棋，拉开了平安股权结构演变的序幕。 1992年，平安获得全国性保险牌照，从区域性保险公司走向全国。正是趁此时机，平安引入了新股东平安综合服务（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即员工投资集合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的前身），持股10%。如此一来，公司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理层、员工与股东利益一致的问题，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股权变革。 在平安多次的增资扩股中，国有股东或参与或不参与，他们并不阻止其他股东的进入，因此这种股权的变动显得非常平稳，这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作为改革前沿的深圳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当时外部监管机关的态度是不干预，让企业按市场的规则、规律运行。
事实上，平安国有股东的淡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化”的胜利，这些国有股东也是顺应了这种市场化法则：平安身处金融业，这是个竞争性的行业，这种竞争性“必然”要求公司体制机制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要求的更多是私人、民营公司这样的股东，而非经济利益驱动较弱的国有股东。因此，平安股权分散化的过程，并非有意“赶走”国有股东，而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国有股东的股权自然变化的过程。伴随着国有股东股权占比减少的却是股东权益迅猛增长带来的投资收益，以招商局为例，其完全退出平安，连带分红和股权收益，净得近20亿元。截至目前，平安的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国有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家股）持股7.44%，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持股3.32%。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资从竞争性行业的有序退出成为必然，这无疑为中国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随着国资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国企、国有股权的管制正日益法制化、市场化。平安董事会秘书姚军表示，国有控股并不可怕，关键是国有控股要市场化。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的该属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其性质是私人企业、资产却是国资，这种市场化运营国资的形式可谓其成功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