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承耀
今天的案例是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公司的相关基金会。可以看出，百时美施贵宝基金会为不断提高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亚洲、在中国的工作也成绩显著。因此，该基金会在慈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也许，在发达国家，基金会是一种广大民众已经习以为常的组织，但是，在中国还是比较新颖，许多人并不知道如此这般的基金会究竟是干什么的。正如通常人们对于陌生事物尚无体验的感受所描述的“不知庐山真面目”那样，人们也不大清楚基金会的真正作用。 从百时美施贵宝基金会的案例中，我们至少可以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治病与防病 本来，作为一个制药企业，其产品是药，一般来说，药卖得越多越好，这是从经济角度的分析。企业扩大规模，提高产量，就应该扩大需求。但是，药品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不能仅仅从企业经济角度看问题，比如说，爱滋病人越多越好？中国传统医学也认为，已经发生病情了看病吃药固然必要，但最好能“治未病”。换句话说，从社会角度看，发病越少越好，而这也就等于减少了制药企业产品的需求。生病了看病吃药要花钱，预防不生病也得花钱，这是一对矛盾，对于个人来说是如此，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企业致力于防病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这是我们观察本案例的第一个问题点。 私利与公利 如前所述，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是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同时，企业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追求私利天经地义，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前者辛辛苦苦挣钱获利，后者“大把慷慨地”花钱。现在的问题是，二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企业没有经济效益，也就没有能力、没有可能花钱。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加大经济负担，也就是减少了生产性支出，二者之间表现为明显的、直接的对立。此外，如果有可能的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馈于社会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社会评价，提高了企业的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这样，反过来可能又对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给予有力的支持。因此，二者也可能统一起来。换句话说，经济性是短期的视角，社会性是长期的视角。从短期看，经济性保证了社会性，从长期看，社会性支持了经济性。一个发展良好的企业，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同步增长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社会责任支出都一定能提高经济效益，能否实现良好的转化还得靠许多具体的工作和条件，可能性不一定是必然性。 企业与基金会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案例的基金会不是一个随便的基金会，而是一个与制药企业同属一个集团的、商号完全一样的基金会，看上去很像是企业的“孪生兄弟”。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两点：第一，企业挣钱给自己的基金会花，基金会给自己的企业“挣知名度”，二者好比是在跳“国标舞”的一对“舞伴”。第二，这是两个组织，各花各的钱。或者说，一个管挣钱，一个管花钱。一个人应该是“能挣会花”，而在企业，则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分工。不要以为花钱谁还不会？实际上花钱也得加强管理。基金会是专门管花钱的，但是有严格的程序。美国政府也把一些资助项目交给专门的基金会去管理。这一点中国一些人还不适应，记得有一个国际环保教育项目，工作人员去了四川农村，布置了以后再去了解执行情况，村干部非常不理解，问“你们不是拿到钱了吗？既然拿到了还来干什么？”可以认为，在中国管理好花钱，特别是通过基金会管理好花钱是一个新课题。 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基金会是如何建立的？基金会是不是一个法人？如果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人？现在只是可以肯定地说，基金会不是一个公司法人。在国外，法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又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为私益法人，它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经济组织；财团法人为公益法人，是一种非营利组织。私益法人的典型是资产联合的或者说“资合”的股份公司。基金会则是财产的集合，主要负责处置财产，也要保值增殖，要负责筹集和运用好财产。当然基金会也有规范的治理结构，支出要有严格的程序，要透明与公开，要非常清楚回答：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基金会是一种依照法律而设立的法人组织。 中国与外国 企业为什么要设立基金会，一方面有长期行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税收方面的考虑，即获得“合理避税”的效果。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那样的基金会或者很少有呢？从最外表的原因看，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基金会法。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企业还缺乏长期行为。基金会是花钱的，有没有短期经济效果不敢肯定。基金会花钱不是短期行为，不是市场促销，不一定能“立竿见影”。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历史时期，企业不一定能有“办百年企业”那样的长期打算。本来，国有企业股东是国家，再后面是大众，别说利税不能自己随便花，就是广告也不可以随便花。而且国有企业在剧烈的改革之中，也许过几天就给改没有了。在央企合并的历史进程中，谁能有信心去经营一个基金会呢？这一点与比尔·盖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先是总经理不干了，再就是CEO辞去了，最后把董事长也甩掉了，专抓基金会。用中国人的视角看，似乎是“靠边站”、“退二线”不当“一把手”了，但是他还是企业的大股东，还在实际控制着企业，只不过是专门经营企业的未来去了。中国也有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但是，担心政策多变，是很难能像人家那样专心地干基金会的。 企业与政府 如果说企业既要有经济责任又要有社会责任，那么，政府就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有特殊性，因为我们是人民政府，我们的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是“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结果企业变成了“小而全、大而全”的封闭性组织。因此，我们体制改革的方向也可以粗略地归纳为“企业办企业”、“政府办社会”，所以有企业辅助事业要和企业脱钩，包括后勤、学校、医院等。现在似乎又有改回来的迹象，例如，贵州某地政府办医院办得不好，转交给一家企业办了，结果管得很不错。后来，在全国范围内“企业化管理”的呼声传到了医院、学校、研究院等许多领域。北京郊区一大型企业，把退休职工请到企业医院附近大楼住，让他们居家养老，这是一种开放式住院模式，一方面利用了松散的家庭空间，依靠了家庭亲情关系，另一方，使得大家能方便地利用医院的医疗设施条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最好的待遇。 现在的中国，某些企业的社会行为并不是自愿的与合理的，比如办希望小学，本来是应该政府干的事情，却让企业办。政府又去办企业、抓经济去了，土地财政依靠招拍挂，追求GDP压倒一切。政府官员热衷于搞项目、上项目，花钱再缺乏监督就很可能会滋生腐败。这样，企业与政府不又换位或者错位了吗？ 中国企业乃至政府应该从本基金会案例中学到些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