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于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的思考,INSEAD金融学副教授乌尔斯·派尔(Urs Peyer)认为,对股东价值持错误观念的公司首当其冲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他解释说,创造股东价值并非只是提高股票价格那么简单,实际上,CEO的工作不单纯是实现预期收益,更重要的是创造价值。所谓股东价值,涉及到为客户创造价值,满足员工需求,为其支付公平合理的薪酬,以及照顾到一切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在公司收益中扣除这些方面所耗费的成本,那么剩下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股东价值”。 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虽然没有使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 maximization)的模型完全失效,但众多高资产负债比率的大型金融机构在风暴中破产倒闭,足以证明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靠操纵收入来刺激股票价格。 目前在美国,私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比例日益增大,银行业和汽车业尤为明显。对此,前英国央行副行长安德鲁·拉奇(Andrew Large)认为,尽管国有化趋势是降低金融危机社会成本的最佳途径,却有可能对股东价值带来消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政府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以银行业为例,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要求增加贷款,但这与股东利益形成冲突。其次,由于政府扮演大股东的角色,股票价格的波动可能会成为对政策的选择性反应,而脱离了品牌与商业价值等基本面。最后还要看企业与政府如何引导国有化趋势,拉奇表示,企业应该了解政策决策过程,有效地参与、利用政府采取的行动,同时要打破商界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企业必须重视政府作用与相关政策的意义,政府也应该摒弃以往不愿插手商业事务的观念。 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开发社会责任型市场 有一种理论认为,只有当消费者对环保型产品或“绿色产品”有所需求时,企业才会生产。然而凯洛格商学院教授克劳斯·韦伯(Klaus Weber)研究发现,需求并非唯一的“创新之母”。有时,人也会被是非观所产生的强大信念驱动,成为社会与经济变革的推动者。 最初出现以草喂养的畜肉(grass-fed meat)及生产的奶制品,是源自农户在道义上寻求更好食物种类的愿望,他们发现原有的耕作与养殖方法存在缺陷,于是先驱者开始开发新型技术。一开始,消费者对于新产品并不“买账”,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与消费者建立起社区关系,最后开发出一个全新的市场领域。 而开发新的市场将面临三个挑战:必须有企业愿意并且能够生产出新型产品,彼此建立社区形式的联系;寻找需要此类产品的消费者;要有合适的切入点,以降低进入新市场的困难度。 畜肉及奶制品改革运动就曾打出“文化符号”的旗号,将农业生产、分配与消费以“善”、“恶”区分,便于购买此类产品的消费者评估自身的道德价值。这些“文化代码”从思想、情感和道德等方面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设置了三个对立面:真实性与人为操作性、可持续发展与过度开发、天然的与人工的。 韦伯指出,这些“文化代码”实际上也为应对新市场挑战提供了解决之道。以道德为引导,吸引企业家进行可持续发展探索,并最终将这一理念带给消费者。仍以上述运动为例:在此之前,市场对肉类及奶制品价值的评估取决于质量因素,如口感与细嫩程度。现在,消费者会加入对生产过程的考量,购买食物变成了对自己道德的肯定,因此他们愿意为此支付额外费用。资本主义并非只青睐以廉价商品牟取暴利,不要把良心卖给魔鬼,开发高端领域可能会加大成本,但社会责任型市场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功。
作者为Beverly A. Caley 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让员工听懂你的话 企业领导者不但要懂得说什么话,还要知道怎么说。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些能够向员工灌输远大目标、推出成功品牌,或者在经济动荡时期成功经营企业的主管,发现他们常使用能引起员工共鸣的词句和比喻。 英国安全与防卫科技厂商BAE系统公司(BAE Systems)首席执行官沃尔特?海文斯坦(Walt Havenstein)在与工程师进行书面沟通时,会采用很多科学符号。为了说明并购后企业的整体业绩要大于各个独立企业的业绩之和,他使用了∫>Σ这一表述方式,让技术型的工程师一目了然。海文斯坦还会引用一些军事术语,例如:在年度战略会议上,经理人会在一起讨论业务目标,他将其戏称为“指挥官督导会”。 美国有限品牌公司(Limited Brands)CEO莱斯·维克斯纳(Les Wexner)曾推出过很多成功的概念销售。他常以电影业作比喻来诠释操作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并引用大导演悉尼?卢曼特(Sidney Lumet)的著作《制作电影》(Making Movies)向工人们指出,只有当所有工作人员,从场记到主演,都了解电影最后要达到的效果时,一部电影的制作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为了解释“品牌效应”,维克斯纳让时尚商品销售人员观看“007”电影剪辑,导演要求不同演员扮演的詹姆士·邦德在喝马丁尼的时候都不许搅动,而要轻轻摇晃酒杯以表现潇洒风度。 当然,共鸣型表述要传递给适当的接受者才有效果,比如针对某些特定听众,即席演讲就会收到不错的反响。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CEO罗伯特·凯利(Robert P. Kelly)就习惯即席演说,他认为如今有很多职员,特别是身在银行业一线岗位上的年轻员工,对领导照本宣科的发言深恶痛绝。即使发言中偶尔出现一些语言上的纰漏也不要紧,为了与员工进行真诚交流,付出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 想成为高效的交流者,你必须先考虑到受众的情况:该员工是技术型思维还是艺术型思维?特定的岗位是否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员工对于领导持何种态度?然后再采取合适的共鸣表述法与之沟通。 作者为Neeli Bendapudi和Venkat Bendapudi 哈佛商学院 公司治理面临三大新挑战 近年来,董事会在各方面的作为都有所改善,但其进步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解决问题的需求。人们以为金融危机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这种担忧正随着经济的逐步回暖而渐渐消退,然而其间暴露出的种种制度问题与结构缺陷,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引以为戒。面对21世纪新型的公司治理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改善治理结构的根本途径。其中,有三项重要内容值得关注: 高管薪酬何时开始与内部劳动力市场脱钩了? 战后经济中,CEO薪酬待遇的设定一直以来都取决于其下一级别领导者的标准,而后兴起的外聘CEO趋势逐渐打破了这一惯例,薪酬转型为在整个行业的范围内进行水平设置,因而彻底脱离了劳动力市场的固有规律,也不再适合各企业的特定文化。薪酬机制也就这样失去了平衡。 CEO仅仅是经济活动中的领导者? 把CEO单纯看作是经济领域“首席执行官”的观念未免过于片面狭隘,21世纪的商业者应该把自己视作整个社会体系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意义重大。这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式的亡羊补牢,也不是你到退休才想起来大力宣扬的枯燥理论,要把“成为整个社会领域的CEO”落实到职位描述中。 现行的经济金融体系能否衍生出我们所预期的社会形态? 我们经历了很多:社会公平性遭受挑战,薪酬制度的缺陷导致经济崩溃等等。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很多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难免让人们对现行经济制度与体系的可行性产生怀疑。 作者为Rakesh Khur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