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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那天晚上，我的以色列朋友Amir一直心不在焉。我们4个以色列人在一个云南饭馆过节。云南饭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云南少数民族，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看春节晚会的打算，那个晚上他们只有两个打算：唱歌和跳舞。我们也随他们混进疯狂欢乐的气氛中，毫无组织地唱起歌跳起舞。可是我的朋友Amir跳舞时似乎很难集中精力——用以色列土话来讲，就是“他的头放在别处”。饭馆是在北京北三环上，而他充满孩子般期待的眼睛不时往南边看。“他们都说12点整鼓楼那儿会放烟花，必须去看看。”他靠近我耳朵，试着用很大的说话声来战胜音乐的吵闹。“你急什么急，”我也大声问他，“春节是每年的事情，明年后年都有机会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跳舞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体会。”“你不懂。”他用很果断又带着点委屈的声音说，“我明年后年绝对不会在中国。明年得回以色列上大学了。” 他这个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意，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会回去的。因为他明显已经染上了“中国瘾”。 毕竟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曾经跟他一样，处于一种坚决否认自己上瘾的状态。别人问我关于未来的打算，我会说：“还要留下两三个月，有些事情得先处理完，然后再看情况吧。”可是当时自己已经很清楚我在自欺欺人。上了“中国瘾”的瘾君子们的一个大症状就是：他们都会用逻辑非常完美无缺的借口来告诉大家，他们为什么还不回国：“汉语水平考试本来准备考8级，结果只考了6级，我再学习几个月重新考一次吧，考好了就回以色列。”过了几个月后：“当时以为8级是汉语水平考试最高级别，没想到原来还有11级的考试！11级考好了就回国。”再过几个月：“考了11级不能代表什么。原来以为我中文还不错，可是在复习的过程中，我走到了中文的另一个境界而对自己的中文水平获得了新的认识，我切身体会到我的中文知识竟是如此浅薄。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中文学好，看来还有必要留在中国……” 云南饭馆墙上的钟表快到12点了，Amir的舞蹈动作明显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他突然跑出去了，我也随他出去。12点钟的北京被烟花的风暴点亮。Amir站在那里，眼前不远就是他那个晚上梦寐以求的“烟花王国”——鼓楼，而脚下的北三环上的天空只能给他一个烟花的二手感受。路上连续不断开过能及时带他去“王国”的空出租车，但是两分钟后他转身回去了。他进了饭馆，拿起桌上放着的一瓶啤酒，一口气喝光，把瓶子放回桌上，然后又开始跳舞，跳得无比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