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其实，早在“9·4事件”之前，类似的行动就在进行之中。一个由奥北社区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居民们组成了“奥北志愿者小组”，准备从民间角度进行研究。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从收集国内外关于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最新资料，到进行数据分析并最终的报告成文，整个过程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最终，一份《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民间报告正式出炉。 “第一版正式出炉是在9月3日。”“谭嗣同”向《商务周刊》回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中国目前很像1970年代的日本，垃圾焚烧项目一哄而上，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9·4事件”后”，维权者们加速了对报告的修订和增改。经过几轮修订，报告已经从最初的1.0版本升级为4.1版本。这份厚达77页的民间研究报告通过研究大量国际资料认为，城市混合垃圾直接焚烧发电技术已经走向衰亡，垃圾资源化以及“零”垃圾政策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目前的垃圾焚烧政策和现状正在造成一场生态灾难。报告还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垃圾非焚烧处理产业之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呼吁政府应该尊重公众参与和民意的充分表达。 “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简单反对垃圾焚烧，我们提倡的是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后的垃圾综合处理。我们不满的还有政府在推行类似关系到每个居民健康的公共项目时所采取的背后操作方式，程序不透明，公共意见得不到重视，信息被选择性公布。”坐在保利垄上的会所里，“佰扶勤”告诉《商务周刊》，“起码，这些公共项目要有不同的比选方案，通过认真谨慎比选后才能最终决策。” 随后，该报告被多次印刷，由不同的成员通过各自的渠道递交到了各有关部门，报告获得了很多人的赞扬和认同。今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收到了一份报告，送报告给他的是黄小山。在反建者眼中，王维平是个坚定的“主烧派”。 黄小山结识王维平很巧合。在去年9月初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上，王维平和黄小山都作为嘉宾被邀请来录制节目。节目录制前，二人在门口聊天，15分钟的聊天让二人对彼此加深了认识，聊得比较投机，发现对方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难以沟通。最后，二人互留了电话。有了这个契机，后来黄小山时常到市政管委找王维平沟通，王维平也在组织去日本考察前被邀请到奥北社区进行面对面对话。 一来二去，双方都认为沟通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理想的官民合作通道，以解决摆在面前的尴尬和难题。而面对来自民众的巨大压力，当然政府更希望公众始终处于理智的轨道上，并希望通过合适的机会说服公众理解政府。 机会很快来了。王维平告诉黄小山，北京市有关领导和市政管委领导看完民间调研报告后都很重视，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国外考察参观，考察团中应该邀请一位市民代表。最终，考察团决定让黄小山作为市民代表参与赴日本和澳门的考察之行。 考察出发的日期被确定在2010年2月22日，当王维平把这个消息告诉黄小山的时候，他正在迪拜度假。黄小山说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艰难的维权终于让民意获得重视”。 10天考察结束，黄小山等反建派态度更为坚定，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政府的最终态度。3月17日，北京市政管委发布的一份《关于居民反映阿苏卫填埋场及焚烧厂建设、环评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中，强调项目环评过程中包含公众参与环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完成后，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答复意见》里再次明确，“在阿苏卫焚烧发电厂项目未获得环评批复前，阿苏卫焚烧发电厂项目不会开工建设”。 但居民们还是担心，因为在《答复意见》里，市政管委也专门就混合垃圾进行焚烧问题作出了解释。市政管委认为，垃圾分类并非垃圾焚烧的必需的前提条件，只要进行焚烧的垃圾热值达到相关的技术要求，即可进行焚烧。《答复意见》还以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为例，证明经垃圾转运站筛分后的垃圾筛上物与混合垃圾充分搅拌后焚烧，完全能够满足垃圾焚烧的热值要求。而混合垃圾焚烧，恰恰是“奥北志愿者小组”研究报告里集中反对的重点。 就在黄小山接受央视采访的第二天，北京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出现在北京电台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的一档访谈节目里，他表示，垃圾焚烧是世界上先进成熟的技术，要通过强化企业管理、政府监管、市民监督、公开透明等方式加强垃圾场的建设和管理，垃圾是能够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政管委可能不久就会公布日本澳门之行的考察报告，届时，外界会通过考察报告进一步读懂政府的公共决策思路。 垃圾背后的相关者们 二恶英，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另外，其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容易污染土壤，进而污染食物链，更易于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对于上面的表述，应该没有人否认，也不会有人否认垃圾焚烧不排放出这种可怕的毒气。但在目前激烈的垃圾焚烧论战中，支持派认为焚烧产生的二英是可控、可达标的，而反对派坚信不可控，尤其在目前的中国。 现实是，围绕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激烈争论和群体性事件，已经使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超级公共事件了。其间政府、商业力量、专家和公众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关系让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版现实，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来。即使你建立再复杂、再科学的研究框架，基于再先进的理论，也难以在短时间理清其中的脉络和逻辑。 透过我们每个人日常产生出来的垃圾，我们却能找到无数的说辞和合理性解释，但是，为何往往在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决策面前，公众不愿意相信政府，也与支持政府的专家们产生敌对情绪呢？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个人似乎都被认为代表着某种难以明言的利益和自私目的。
其实，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或许这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以理解。西方伟大的哲学先驱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确实，当今天的中国面对城市垃圾这一公共难题的时候，各方都希望自己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和美好。只是难题在于，人们如何达成共识。 寻找共识之路，这关乎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课题。然而，为了明天的美好和安全，一些关键的相关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了。 风口浪尖上的专家们 至今，徐海云还记得2007年在与北京市六里屯周边社区居民交流时险些被打的惊险一幕。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处理专家，政府当时邀请他和郑明辉、聂永丰等专家到六里屯社区，与情绪激动的居民们交流垃圾焚烧的问题。郑明辉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二英研究室主任，聂永丰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废处理专家。 上述三位专家在网上被称为“焚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一直遭到反建派网民的攻击，郑明辉被形容为“丧失了人格学格的学者”，聂永丰是“卖炉子的”，更有爆料说聂永丰25项专利发明，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而徐海云也被外界指责能从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中获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