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区是中层，一般以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地区，设立一个总店，并设置总理一人，管理一个城市内的瑞蚨祥商店。商店增添人员，须由总店调拨，并请示总理批准。商店通过总店进货，先开列要货清单，由总店汇总，货到后由总店统一分配，一切开支皆由总店负责，商店仅是总店的一个销售门市。这种模式有损商店代理人的积极性，后来，改按进价给货，商店方能独立经营，商店每日的销货额向总店报告，销售款项全部上缴总店，不得与外界发生金钱往来。商店的年终结算汇报总店，由总店汇报全局总理和资东。各店经理必须逐日向总店经理汇报经营情况。 西方随时可能被解雇，所以当时被称为“水牌上的经理”，尽管如此，西方还保持吃人力股的形式，按股分红，不拿工资。尽管有吃人力股的形式，经理人却又不像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里有固定收入。因此在分红比例问题上，东西方曾发生过多次直接交锋，屡次以西方被解雇而告终，但这种博弈始终存在，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才算结束。 瑞蚨祥的店员分内伙计和外伙计两种。外伙计由当地市场随时雇进，雇进时甚至对工资可以自由议价，被解雇时也无需任何理由，比如过年办宴席，一算人数超过整桌了，52人开五桌人嫌多，开六桌人又少，便借故解雇两人。外伙计人数很少，大多是从事被瑞蚨祥管理层认为并不重要的工作—营业员，1916年，北京瑞蚨祥最盛时，东柜总人数120多人，外伙计44人，日伪时期，东柜人数80多人，外伙计仅9人。 占店员数量最大的内伙计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劳动强度也和外伙计一样，有时还更繁重些。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资方有师徒之谊。学徒又都是在山东章邱挑选，并须有殷实保荐人，所以在来源上，不存在劳动力自由市场，大都和东家或掌柜非亲即故。而瑞蚨祥的掌柜（西方）都是从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就给“开股”，以后就不支工资而分红利了，这在内伙计中产生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和资方之间有了一条通路，好像是一家人。所以内伙计在企业内居于较高地位，看不起外伙计。 内伙计这种特殊性，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残留。瑞蚨祥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号里不见家里见”，正是由于他们有“鱼化龙”的前途，资方才可以把他们的工资降到外伙计水平以下并加大他们的劳动强度。由于他们和资方有师徒之谊，每当东家家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他们就要被派去“当差”，有的一去就是半年。事实上最终能被提升为掌柜的，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一厘多一点股的小掌柜，他们的分红收入并不比他们原来的工资收入高多少，仍处于职员的地位。瑞蚨祥采取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使瑞蚨祥维持了人员的稳定性，也似日本企业那种终身雇佣制的雏形。1952年以后，内外伙计的界线不复存在，被提升吃小股的小掌柜也纷纷“归队”，退股加入工会了。 产权结构 全国六个城市的二十多个“瑞蚨祥”都是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孟家的族产，孟雒川是全部财产的支配者和整个三房子弟的监护人。在家长制的经营下，瑞蚨祥一一打败了它的竞争对手—瑞生祥、瑞林祥、祥义、谦祥等。它的资产大约每三五年就翻一番。但这太依赖于孟雒川这样强势的“创业主”。到了1920年代末期，垂老的孟雒川对家族的控制力大大削弱，资本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与它的积累方式就开始变得矛盾重重。大房人多，开支大，向企业支钱多；二房不甘心，就比着开支；三房怕吃亏，也拼命向企业要钱。他们支走的钱并不能完全消费掉，部分拿去搞自己的小家当，一时开了七八个各房“私有”的店铺，而对“共有”的瑞蚨祥日益冷淡。
这个时候或许就应该“裂变”，像数十年后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一样，将产权分拆并使之明晰化，或者改为股份公司制。但是传统思维使得孟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大胆地彻底改革它的资本结构。当时，资本已分为三股（还保留一个共有股），但不仅三股数目相等，每股的“顺带”（即每年红利转存入企业部分）也相等，并使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保持平等均势。平均与互不信任扼杀了竞争的动力，这虽然不是1927年以后瑞蚨祥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 家族企业的继承也是一个事关企业生死攸关的大命题，若能够站在战略的高度，系统地选择并培养能适应新的经营环境的继承人是一个企业能够长盛不衰的关键之一。1939年孟雒川去世，后继者不善经营，孟家的产业更趋衰落。那些继承人尽管生长在民国，但是所受的教育仍是四书五经，并不曾学习过近代经商管理。同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太过优越，故而不思进取，而父辈怕他们在家里待不住，守不住祖业，就让他们学抽鸦片，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沉溺于酒色。眼光向内，家族内部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持续的分家析产大大消耗了瑞蚨祥的实力。 紧随市场的变化 19世纪末，瑞蚨祥已经以“包买主”的身份支配土布手工业者生产了，那时它是以批发经营布庄的。1893年以后，瑞蚨祥把资本转移到了洋布零售和绸缎百货上，1900年以后，土布在瑞蚨祥的销售清单中逐渐消失，它的货架上绝大部分是中外著名工厂的名牌货。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瑞蚨祥进货的方式主要是每年两次派人到上海、苏州等地选购和在上海驻庄采购，也向一些厂家定织，有些工厂甚至变成专替它加工的工厂，疋头织上“瑞蚨祥”字样。最负盛名的独家产品是闷过色的“双青布”。除定织外，瑞蚨祥还经常向厂家提出品种花色的设计意见，许多工厂在设计新产品时都得先征得瑞蚨祥的同意，或将图样交瑞蚨祥审阅。 由于供需关系和现在大多数企业不同，瑞蚨祥更重视进货，它的各部门头脑，如洋货头、绸头、广货头等，都是主要管进货的，它培养学徒也是从管货开始，而不学卖货，学满出师后即担任采购、保管、整理、送货等工作，而售货工作完全由临时雇工性质的外伙计担任。尽管瑞蚨祥视顾客为“财神”，服务周到，曾经发明出礼券，但包括“大广告”、“大赠奖”、“大放尺”、“大甩卖”、“分期付款”等种种促销手段，都为瑞蚨祥所不取。瑞蚨祥在经营上认为：只要进货对路，适合消费者口味，至于推销手段，倒是余事了，故而，在当时的北京，有许多新奇的洋货唯独在瑞蚨祥才找得到。 瑞蚨祥资产的迅速膨胀是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的20多年中，1900年，瑞蚨祥基本放弃了其赖以发家的土布批发生意，转型为一个在国内主要城市的闹市区开设大商场的零售商。换句话说，我们眼里的老字号，在它兴盛的年代，必然是时尚的，是紧跟潮流的。清末民初的中国，一方面国人痛恨列强的侵略，厌恶洋人的蛮横，但对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却心向往之，过去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争着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瑞蚨祥成为一个专门为上层社会提供高级消费品的商店。作为消费人群的上流社会需要瑞蚨祥，作为倾销商的洋行也需要瑞蚨祥，居中的瑞蚨祥获得巨额的回报。瑞蚨祥不仅是以当朝皇室、军阀、达官贵人为其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还真正参与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据说孟雒川当时是不愿当山东督军才出任袁世凯的参政的，孟雒川的次女嫁给了徐世昌的侄子，长孙娶了曹锟的孙女。很多大军阀，都在瑞蚨祥有存款。随着时局的变化，尽管瑞蚨祥的“高端”定位不变，但其目标顾客则有所变化，前清时是皇族、大臣、福晋等，北洋时是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北伐战争后，北洋政府倒台，民国政府迁往南京，瑞蚨祥之前的主要顾客消失了，既而服务于一般富人、梨园行、八大胡同、富裕农户了。从1927年开始，瑞蚨祥由盛而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