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融资》记者李路阳张迎 On the Eve of NPC & CPPCC sessions 2010, our reporter interviewed Mr. Zheng Xinli, vice chairman of Economic Subcommittee of CPPCC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Friendship Hotel. Mr. Zheng analyzed some hot topics in Current China抯 economic growth just as expan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bottleneck restrictions and settlement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stabilizing housing pric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of low-carbon economy, key reform of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so on 扩大海外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记者：郑先生，您怎么看2009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应通过怎样的方式创造出口需求，使出口能够尽快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郑新立：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对出口的影响。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了16%。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中的出口，从每年拉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变为负拉动2～3个百分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启动了扩大内需的一篮子政策，通过增加消费和投资，弥补了出口大幅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现了8.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已成功实现了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今年，中国的出口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因为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速复苏的态势，整个国际市场在最近几年里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扩大海外投资进而扩大出口。也就是说，通过资本的输出来带动商品和劳务的输出，创造出口需求。如果孤立地看中国外汇储备比较多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这两个问题，那是两个包袱，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到一起看，则成为中国的一种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多可以为扩大海外投资提供资金保障；而海外投资又能为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提供条件。 记者：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积极创造出口需求？ 郑新立：创造出口需求应主要从五个方面努力。第一是通过扩大对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来带动中国勘探设备、开发设备和劳务的出口。第二是通过到海外搞加工贸易，来带动中国零部件的出口。比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等，已经具备了到海外投资的能力，可以通过到海外建加工厂，拉动中国零部件和劳务的出口。第三是通过增加对海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带动中国技术装备和劳务的出口。特别是通过增加对东南亚、非洲这些基础设施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带动中国劳务、原材料和施工设备的出口。第四是通过扩大出口的买方信贷，带动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国的船舶、技术装备，包括发电设备、冶金设备、数控机床等，目前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2009年中国新接的船舶订单已占到全球的60%以上，其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扩大了对海外船主的买方信贷，向借款人提供长期的低利率的优惠贷款。这种通过买方信贷支持中国机电产品扩大出口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第五是通过双边的货币互换，对那些想进口中国商品但又缺乏外汇的国家，可用人民币进口，并以这些国家的能源或其他资源进行偿还。 记者：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那么，制约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主要瓶颈有哪些？ 郑新立：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能源和部分矿产资源，另一个就是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例如，中国的能源禀赋是煤多，油缺气少。我们可以通过海外投资，拿到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权、开发权，建立稳定的获得渠道。又比如，中国的铁矿、铜矿、铝矿等矿藏资源贫乏，而国外分布比较广。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交易规模比较大，但是澳大利亚年年提高价格，今年又要提高80%，使中国钢铁企业不堪重负。通过增加海外投资，比如到玻利维亚、巴西、委内瑞拉等南美洲国家投资铁矿等，则能弥补这个需求。就技术瓶颈而言，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到海外并购那些因受金融危机影响频临倒闭但有较好技术资源的企业，把这作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捷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智创新，来解决技术难题，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比如聘请一些海外高级工程师来中国，和我们的技术队伍一起开发，成果是我们的。我觉得，把中国的外汇储备用在这两个刀刃上，比买美国国债要好得多。买美国国债不仅要承担利率的风险，收益也不高，而扩大海外投资则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记者：哪三雕呢？
郑新立：第一雕是解决了资源和技术的瓶颈问题。第二雕可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度，把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的物质储备。即便以后美元贬值了也不怕，因为资源可以升值。第三雕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包括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性贷款，可以通过开展人民币贷款，让这些国家以实物来偿还我们。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的投资？ 郑新立：对海外金融机构的参股和投资，中国要小心再小心！因为我们和他们的信息不对称，那些海外金融机构到底有多少隐性债务，我们并不清楚，如果投资不慎，很容易掉进陷阱里。而扩大海外的实物投资，如对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其安全性就比较高。所以，我主张通过扩大海外实物投资来使用中国的外汇储备。 记者：与中国13亿人口相比，中国可耕种土地紧缺，谈谈您对农产品海外投资的见解？ 郑新立：大宗进口的农产品应该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点。例如，中国每年进口大豆达4000多万吨，在价格上受制于人。鉴于这种情况，倒不如中国的企业到海外租一些拥有50年甚至上百年使用权的土地，然后派去一些管理和技术人员，雇佣当地劳动力生产大豆，然后再将产品运回国内，这样就可以摆脱在价格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再比如，中国的棕榈油进口量也比较大，而该产品在国外被一两家企业所垄断，价格上同样受制于人。中国企业可以和一些国家联合，租用非洲等国的闲置土地种植棕榈。这样既可以帮助非洲等国的发展，还可以解决棕榈油进口的问题。再有，面对未来中国进口大米的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可以和东南亚，特别是湄公河流域的一些国家一起搞些水稻种植基地。这样，除了在当地直接销售外，还可以通过湄公河、泛亚铁路和高速公路将大米运到中国。另外，其他依赖进口的大宗农产品，我们也可以到海外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投资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总而言之，要把2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用活用好。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手是海外投资最佳组合 记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国有企业资源类海外并购失败多于成功，但据我所知，反倒是民营企业容易成功，但是国企和民企之间却很少合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郑新立：我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援助贷款应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机动灵活，容易拿到海外资源的开采和勘探权，也容易谈成并购交易，所以，可以冲在最前面。当民营企业拿到开采权或者谈成并购交易后，可以和国内的国有大企业合作，优势互补。小企业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国有大企业资金雄厚且技术领先，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甚至转让，使项目得到更好的开发。另外，政府的援助贷款也要跟上，因为政府的援助和优惠贷款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国修一些铁路、公路和港口，帮助把拿到的资源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