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带着诺贝尔奖的桂冠，克鲁格曼在中国到处演讲，赚足了出场费，但不妨碍他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政策。他在今年1月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人的新年”，称由于人民币低估，美国损失了1.4万个工作机会。3月11日，他在另一篇“中国天鹅的哀号”中，建议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命名为货币操纵国家。3月15日周一，他的专栏论调更加高调地宣称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如果没有中国的外贸顺差，全球经济将增长1.5个百分点。 在美国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山上，作为经济“军师”的克鲁格曼有着重大的影响力。第二天周二，130名国会议员就一起致信给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一，并呼吁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虽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对美国做出反击，但美国国会议员对美国的施政方针有着重大影响力。2005年，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提出《舒默法案》，威胁道，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当时的总统布什当然不会让这样的法案通过，但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 人民币汇率之辩 但征收人民币汇率反补贴税实在荒谬。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源头主要来自两类企业，一是占出口企业数80%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尽管创造了中国68%的出口额，但大都在产业链的低端生存，平均利润率也就2%~3%。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在贸易均衡的经济学模型中从未考虑中国出口的制度约束：这些出口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中贷款，很难从经济刺激的“4万亿”中得益，而民间贷款的利率至少在20%以上。相反，中国将对美国的大部分贸易顺差都购买了低于3%利率的国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政府撑腰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使美国人在贷款购房时只要支付5%左右的利率，比许多蜗居的中国人更便宜、更早地圆了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更不用说这些出口企业让沃尔玛、塔吉特（Target）等商场可以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另一类创造贸易顺差的是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将全球供应链延展进中国后，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实现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7万个，据中国美国商会《2009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74%的在华美资企业实现盈利，91%的在华美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总投资610亿美元，每年至少获取800亿美元的回报。这些回报可以轻松地抵扣美国需支付中国1.6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 克鲁格曼的专栏名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良心”。就良心而论，谁补贴谁，以上数字一目了然。为此，代表美国商界利益的《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社论指出：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是正确的，人民币升值，尤其是大幅升值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升值中汲取了教训。事实是日元从36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95年的80日元兑1美元。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麦金农·罗恩的研究所表明的，这一结果就是日本连续20年的国内通货紧缩和经济发展停滞。与此同时，日本国际贸易持续顺差，因为经济增长的缓慢使进口需求下调。《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领导着全球经济摆脱衰退，全球经济需要中国的火车头作用。 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论调为什么与《华尔街日报》截然相反呢？奥巴马在去年年初宣布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克鲁格曼认为这一计划远远不够，金额至少要加一倍。而一年以后，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在9.7%的水平徘徊不下，国民对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跌至最低。为了给奥巴马医疗保健法案保驾护航，“军师”克鲁格曼当然要为经济没有预期的复苏找替罪羊，而最好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 外交一向是内政的延伸，增加税收会造成选民反弹，而缩减支出又会造成公务员的裁减及社会福利预算的缩减，引发中产阶级的不满。于是，将人民币汇率作为转移议题的焦点，以贸易保护主义为重点来限制别国贸易及增长，就成为眼下主政的民主党的主要经济方针，虽然这一方针可能损伤提倡自由贸易的跨国公司商界的利益。 可以预料的是，克鲁格曼与民主党国会议员将人民币作为替罪羊的挑衅一直将会延续到今年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更代表商界利益的共和党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中扳回一城，美国国会与奥巴马政府才会更加理性地对待人民币升值。《华尔街日报》就一直认为美元保持强势地位，才能更好地刺激美国国内消费，更好地激励企业投资，维护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
但从更宏观的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见解要比克鲁格曼深刻得多。他最近出版《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与下沉的全球经济》的新书，注定与他前几年出版的批判IMF的政策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样引起争议。斯蒂格利茨认为，当前世界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与供给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如美国消费过多，而发展中国家则需求过少，供应过多。从这个大格局下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什么会成为G2争议的核心，就非常清楚了。美国《时代》周刊在最近的《未来十年的十大主张》文章中提出：美国和中国将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轴心，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结成像美日、美英的联盟，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独特关系，将影响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向。国富则币强，这是硬道理。 中国的应对之道 那么，中国应如何对应人民币升值这一难以避免的国际政治压力？ 我们的分析从两个层面展开：国家层面上，将其诉诸于国家主权当然只会显示“中国崛起”的冲突面。这里日本的经验仍然值得学习：日本的外汇总体储备高达5万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是民间的对外投资。日本民间的对外投资非常多元化，其投资回报也远高于官方储备。例如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投资累计高达230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 对比之下，中国的官方储备高达2.5万亿美元，但民间对外储备与投资仅1000亿美元。由于官方储备的谨慎原则，只能购买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国债，使其投资回报率非常地低。相比官方对美国的1.6万亿储备美元，中国民间企业对美国的累计直接投资也只有 31亿美元，是美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5%，也是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1.34%。也就是说美国、日本企业都有着丰厚回报的海外投资，中国独戚戚然。 为此，中国的对应方案就很清楚了：不管是人民币逐步升值还是一步调整到位，更长远的战略是开放民间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向海外，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打下重要的基础。2009年，中国的非金融行业的对外投资达到430亿美元，同比增长6%，但与当年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幅度，这一投资数额并不多。中国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徐洪才提出：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的战略性收购，加大力度收购海外石油、铁矿石和其他重要原材料行业的企业股权。但显然的是，这种政策性的倾斜受益的又将是国营企业。而没有了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国营企业是否能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而不会有代理问题，国资管理部门能否实现成熟的监管等等，都是国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的难题。为此，更重要的是鼓励有着更好治理结构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走出去。让创造中国68%的出口额民营中小企业拥有用汇、结汇、对外投资的自由，将是更基础的经济政策。 而在企业层面上，对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中国企业应当保持“危”中有“机”的现实态度，对它们来说这同时意味着更高的国内生产成本和更便宜的进口消费以及更多的海外购并选择。从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供需关系再平衡的大格局出发，你就会发现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消费的扩张，海外购并空间的提升，都将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往微笑曲线两端的高增值部分（研发与市场）扩展奠定基础。对真正的企业家而言，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将是未来十年最振奋人心的机遇！ “国富”是暂时的，人民币一旦被迫升值，国家的外汇储备就面临价值缩水；而“民强”，有更多的消费选择，让民间企业自由投资，为外汇创造更高的回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与购并，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提升中国在高端产业链上的价值创新能力，将是对克鲁格曼挑衅的最好回答。 （作者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全球战略管理博士候选人，即将在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担任创业与创新助理教授 [email protec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