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界大佬 金融界的“中国粉丝”



 他们是最早一批在华外资银行的开拓者;他们有一副西方脸孔,却担当着中国现象的解释者和代言人

  

  

  “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彭菲力,瑞银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监

  

  他们把中国形容为“洋葱”,有好多层,每剥一层就有不同的样子。这儿的城市每天带给他们新鲜和享受,让他们乐在其中。

  1968年开始学习中文时,现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黎拓从未想到有一天真能到中国工作。那一年,彭菲力降生在新泽西州一个迷恋中国菜的犹太家庭,五六岁时就接触到大量华侨朋友,当然他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以瑞银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监的身份来到中国。70年代正读大学的罗丽莎在选修的中国历史课上听到老师讲“文化大革命”,而现在她的身份是摩根大通北京分行行长。

  从模糊到清晰,20年里,这些外资银行家相信中国必将崛起,并且在不同时期见证了中国崛起。这中间,他们有的人来得早些,有的人来得迟些;有的人曾离开又回来,有的人始终驻守。

  罗丽莎一家在后海租了套四合院,没事的清晨就坐在鼓楼附近看北京市井。彭菲力则早早戒了咖啡,现在习惯喝茶。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自己正在减肥,准备参加3月24日海南的“铁人三项赛”。他还想去哈尔滨参观那座传说中东亚洲最大的犹太教会。

  

  从最不可能处起步

  “文革”在中国是比较敏感的字眼,但是连续三个采访对象反复提到它,并且他们正是在此前后来到中国。1979年,霍康成为中美建交后首批研究生交换项目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同一年,罗丽莎以导游的身份在中国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

  十年后的1989年,坐在哈佛讲堂里的彭菲力,从中国历史学系的教授、一位前驻中国的BBC记者口中听到的依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其时中国的工业改革已经开始。

   那一年,注意到中国工业繁荣开端的还有正在香港工作的冯桂婷,彼时她供职于纽约的某家投资银行,拥有众多中国的制造业客户。“我当时在深圳所看到的一切,可以算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开端。我还看到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经开始。”她说,“虽然在香港,但我们仍然有种强烈的感觉,中国在未来世界必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1980年,罗丽莎再次来到中国,为一家法国公司在中国开办分支机构。“当初我受雇来中国,是因为他们要找能讲中文的人来这里、而不是找一个学商业的人。”她说,“中国正像一朵花,开始打开,但在打开的过程中又比较保守。那时中国的关键词总是‘没有、不可能、慢慢来、看情况、研究研究’。其实这些的意思都是‘不能做’。”

  那时,一些小饭馆、琉璃厂周围的一些小作坊,似乎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早期雏形。罗丽莎回忆,1985年,荣毅仁创建中信集团时,大家对其很感兴趣,因为外国人不懂中国是怎么做决策的,怎么能够把一个想法转化为现实,于是对于这个新创建的企业,大家在等着看是谁推动它向前发展。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转一年,她离开了中国,再回来时,已是2007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关键词变成了‘可以、要、现在就做、当然’。”她感叹,“20年过去了,太长,真可惜,没有早一点儿回来。”

  而她的同事、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霍康,在2007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曾这样形容:1992年,世界发生了两个非常事件:海湾战争、苏联垮了。中国人通过电视看到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会问“这是科学幻想吗?还是真的?”“可见,中国与西方距离还是很远。”

  正是在这年,邓小平南巡,被后人解读为中国现代国家创业的开始。也因此才有了中国企业家崛起的机会。

  90年代,冯桂婷眼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令她惊讶:他们很年轻,大部分的企业家以前是农民,却能够创造出颇有智慧的乡村商业。而在美国等西方社会,企业家通常受过非常严格的职业教育。“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不能凭借传统的西方思维来评价中国企业,也不能带偏见地看一个人的背景和出身。”

  不过,冯桂婷也时常有挫折感,“为什么不干脆开放私营经济?为什么不能再走得更快点?”她说,“我想我现在已经明白并且理解了做出种种的经济决策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这其中也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2000年9月,冯桂婷在IFC内部竞聘中胜出,担任中蒙区首席代表,常驻北京。她回忆说,这时,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开始上升,但是直到2003年,一切才非常明朗,私营经济逐渐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

  实验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作用匪浅。早期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会怎样,所以他们用很多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商业。没有机会从银行或者正规的金融渠道来获得很多支持,就极大地依赖家族和人际资源。他们非常有创造精神,胆大和无畏。当他们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时,社会制度等各方面还落在后面,所以他们要应对的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必须用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以应对市场、规则,以及银行业的变化。

  而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家们已无形中把他们的业务触角深入到不同的行业、并成长起来——“基本都是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多年从事并购等投行业务的彭菲力形象地问我:“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发起人,会给你五六张名片?这就是中国特色。”

  彭曾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个企业比较大,当地政府就会希望在另外领域帮助他、给他一些优惠,因为希望他对这个地区发展有更多贡献。最后就会看到一个不大的公司也有五六个业务线。“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这样。但如果他最后希望把公司做大做好,这样是比较难的。他可能会有一个主板越来越大,其它的业务板块越来越小,成功的企业都是这样的发展脉络。”虽然瑞银曾经成功运作了多元化控股集团公司复星集团的上市,但彭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

  

  资本市场是开放助推器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资本市场的建立,因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改造,国营企业必须公司化,变得更加透明,能跟国际接轨。”1992年,霍康开始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筹备北京办事处,同年拿到两个项目:华晨汽车改制、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海外上市的公司;年底,山东华能成为在纽交所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这时的彭菲力正在日本,但已对中国心向往之。1997年,他从香港到日本,并加入瑞银。“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不太喜欢改变,它会发展,但是不会高速度。”他向总部申请,如果有机会,想来中国。2003年初,瑞银正考虑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彭菲力是并购专家,又懂中文,被视为最合适人选。他还被告之,瑞银已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还不是北京证券),9个月之后,合资公司就可以建立。那时谁也没想到,“9个月”的预期,最后变成了3年半。

  回忆起来,彭笑言,那段经历加深了瑞银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了解,也是他中文进步最大的时候。

  2003年12月,我们就把一些比较正式的建议书传给对方,希望在年底之前得到他们初步的答复。我知道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可能决策会慢一点。所以到元旦没有收到答复时,我并没奇怪。一开始我就发现这是我们全球CEO最关注的项目,所以我不会很随意放弃。最终对方告诉我们,他们不需要合作伙伴。现在看,在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没有搞清他们内部的决策体系。

  我刚来中国时,很奇怪公司内部有很多特色,比如民营企业的治理架构会比较清楚,一般有一个老板说了算。但在国有企业,最终决策人是谁?可能是董事长,也可能是总裁,每家公司有自己的决策方式。另外,如果事情不是到重要的层面,可能中层的人就能做决定。所以有时不能确定到底最终谁说了算。

  继续寻找合作伙伴时,中国有大约120家证券公司,我与公司讨论了一些基本原则,然后与券商一个一个面谈,包括战略设想、合作方式、组织架构、合作的业务范围等。最终,我们选择了北京证券,因为非常看好它的管理层,也看好它背后的政府支持。后面的,就是等待监管审批、重组北证、建立瑞银证券,过程很漫长。从2005年9月底拿到国务院批文,到2007年4月公司开业,一年半时间,比我们谈判交易的过程长了好几倍。

  这是中国唯一一家外资控股的全牌照证券公司。时至今日,它仍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没有翻版的一个特例,也成为瑞银中国战略最宝贵的一个平台。

  

  脱胎换骨的中国崛起

  罗丽莎在中国认识了现在的丈夫,1986年跟随其移居巴黎,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培训公司,讲述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客户主要集中在航空、铁路、食品等行业。1988年,她加入了摩根大通的前身之一大通银行在巴黎的分支机构。1992年,迁回美国。直到女儿上大学后,他们决定重回亚洲。2006年到香港、2007年8月到北京,3年来,几乎从无到有建立起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的商业银行业务。

  和她一样,黎拓也错过了中国脱胎换骨的20年,但他们还来得及见证中国的下一个10年、20年。

  “25年后再来到中国,我注意到的最大的变化,与资本市场无关、也与商业无关、与政治无关,而是这里的人的变化,没有了当年的紧张和害怕,已经懂得如何放松。”黎拓说,“当年的中国无法留给世界任何空间。如果你回想,1976年唐山大地震,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知道地震中失去了多少生命、造成了多少损伤破坏。但你再看看四川大地震,区别是多么明显。”冯桂婷也有同感:“SARS和四川地震对我而言是两段重要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快速地重新整合在一起,走出灾难。”

 中国金融界大佬 金融界的“中国粉丝”
  另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正在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10或15年前,中国1.5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金融危机后,又有大量的人从城市回流。与当年来的时候不同,现在他们进过了大城市、有了些钱,他们回去,带着与当年完全不同的眼界与想法。”黎拓说,“这一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

  不论是作为援助私营经济的IFC、还是作为商业银行的摩根大通,都在跟随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脚步,后者把在中国的第5家分行开在成都。“成都是一个‘门’,我们看中国的政策和目标,以及我们的客户需求,慢慢往西走。”罗丽莎说,“同时,我们的很多客户已开始把中国作为他们的亚洲中心。以前,一个跨国公司的亚洲中心常会放在新加坡,但是慢慢很多公司考虑把他们的资金中心、财务中心、或者亚洲系的中心全部移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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